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1篇
惩戒教育效用性惩戒教育作为教学与管理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古已有之，私塾先生的“打手板”就十分有名，惩戒教育在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生命教育理论、人性化教育开始凸显，使惩戒教育一度成为一个“”，也进入一个误区，失去了其效用性。怎样使惩戒教育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找到新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惩戒教育的必要性辩护
作为一种规训手段，惩戒是教育发展的产物。中西方发展史上，惩戒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文化渊源。惩戒教育与教育惩罚有异曲同工之妙，顾明远教授认为，教育惩罚是对个人和集体的不良行为给予否定或批评处分，旨在制止某种行为的发生[1]。教育惩戒是在不损害教育者身心健康前提下依托于批评、处罚等方式使违纪者作出反思、内省，进而认识到自身过失并自觉努力改正的一种教育手段[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说：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是一种脆弱的不负责任的教育。中国的惩戒教育约有近6000年的历史。殷商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被教导尽“孝”[3]。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规训惩戒是维系社会“礼”序的重要手段，尤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为甚。惩戒教育并非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而是表现出合理性、公开性与神圣性的特点。它超越了惩戒本身并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有益于塑造学生高尚人格和提高精神境界。
在国外也有不少教育家认为惩戒教育是必要的。洛克反对体罚，但是特别重视惩戒。在他的理论里引入了荣辱型教育惩戒。他认为孩子一旦懂得了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便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去维护自己的名誉，从而使他们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终结惩戒之路。因此“作为你去永远支配他的大原则，使他的心理走上重美德和爱名誉的大道”[4]。马卡连柯也曾经指出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赫尔巴特认为人性本恶，需要规训，首要就是管理，他还拟定详细的惩罚制度。涂尔干也认为惩罚是防止纪律丧失的手段。
二、惩戒教育的复杂性场论
基于实践理性的反思认同的惩戒教育具有不可避免的存在性，但是历史和现实又把其抛向了复杂的场域，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适用的误区。
1.惩戒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场域
（1）有助于维持纪律，保证校园秩序
学校生活是在一定的秩序和纪律的基础上展开的，没有了纪律的保证，学校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藤田英典认为，学校内的“纪律和秩序”是学校教育成功的前提，同时也是学校教育的课题和目的[5]。为了保证学校内的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必须有一种能形成并维持秩序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产生新的纪律和秩序。校园的正常秩序靠纪律，而纪律的权威靠惩戒来维护。
（2）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
学生是一个能动的、不断成长的、不断社会化的个体。而学校教育就是使学生逐步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场所，是把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链接起来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讲，学校是社会的小缩影。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健全人格，学习做人，学习做事，不断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度。而惩戒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催化剂和预防针的作用。学校的处罚相对于社会上的处罚是宽容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期间不知道处罚，不明白处罚的惩戒性和严重后果，那么当他进入社会就会接受到更严厉的社会制裁。学校的纪律是学生能够感受自身限制性的第一种限制，也是社会规范感的前提。
2.惩戒教育适用的误区场域
（1）等同于体罚、变相体罚、教育暴力
现今学校之所以不主张运用惩戒教育，教师之所以害怕使用惩戒权，追根溯源，是由于外界对惩戒教育的认识存在偏颇，把它与体罚、变相体罚混为一谈，把学校的这种教育规训手段与违法行为相等同。
《现代汉语词典》把“惩戒”解释为“通过处罚来警戒”，即“惩”是“戒”的一种有效手段，“戒”才是“惩”的最终目的。而惩戒教育，作为一种正面教育，是在关爱前提下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矫治的强制措施。它在目的、手段、方式和产生的后果上都与体罚有本质区别，其中关键在于，体罚损害了受罚者的身心健康，而惩戒教育建立起来学生的荣辱感与羞耻感，这种教育方式是爱心关怀的另一种教育方式。
惩戒教育也不同于教育暴力，这是比体罚更严重的一种对学生身心健康的蛮横行为。这是由于教师素质低下或认识偏差造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躯体性质的伤害，心灵的伤害等。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有其自身的教育权，这些权利包括人格尊严和人生安全等，而教育暴力走向了一种极端，无视这些权利的存在，是对教育者的绝对支配和通知，这种行为阻碍甚至扼杀了惩戒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2）放弃教育惩戒
对惩戒教育认识的偏颇，和当前人性化教育的研究热潮下，提倡以人为本，注重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有个体能动性的人来教育，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很多老师掌握不好这个度，只好选择放弃了惩戒教育。
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提出，使很多学生开始积极关注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一些学校把学生对老师地评价放到对教师考评的指标之中，一些教师不能很好的把握惩戒的度，干脆直接放弃惩戒教育，一味地用表扬和奖励来教育学生，对于过失行为学生视若不见，迫于舆论压力对违纪行为也只是走形式，放弃了行使惩戒教育的权利。在提倡表扬、奖励、赏识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惩戒”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懂得为自己的过失负责，而且感到是一种责任。
三、惩戒教育的效用性研究
惩戒教育的复杂场域，让我们格外关注惩戒教育的效用性研究，应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
1.理论根基
（1）以理解为基，做好师生双向情感互动
惩戒教育应以教师对学生的感情为基础，这个前提就是尊重，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才能培养起师生之间的感情，在实施惩戒的时候才能有感情的进行。如果惩戒不带一丝感情，也就失去了它道德的意义和精神所在。因为惩戒会为学生带来不愉快的情感体验，所以教师要在实施惩戒之前，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感情基础，使感情赋予惩戒教育生命、意义和力量，使学生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失望与期许，在受到惩戒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减少抵触情绪，从而产生力量去改正自己的错误，进而与教师进行更深层次的感情互动与交流。这就是教育学意义中“我与你”的关系，教师走进学生的世界，体验学生的情感，传达惩戒的意义，而不是冷血的实施惩戒，这样学生才能体会教师的立场，才能使惩戒教育顺利实施。
（2）以公平为原则，规避学生道德错误
涂尔干认为，惩罚的本质是责难，而“责难是伴随过失而发生的必然结果”，“既然惩罚本身是这种责难的外在表现，所以惩罚也是过失的自然后果，这是环境自发地对过失行为做出反应的方法”[7]。这样的因果关系推出惩戒是针对学生的道德过失而实施。康德也指出惩戒必须是在已经犯了错误之后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他自身也需要有意识认为自己是有过错或者有罪的，否则惩戒就是无效的，不能达到心服口服的效果。
涂尔干和康德理论指出，要实施惩戒教育必须以公平为准则，其一，惩戒要指向已经有道德过错的学生；其二，惩戒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人而异、有失偏颇；其三，惩戒要灵活，不能死板教条，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对在气质和性格特征等方面不同类别的学生分别实施不同的惩戒教育方式和内容，保证惩戒教育的公平原则。
（3）以尊重为主，促进学生生命发展
惩戒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应该贯穿人道主义精神，尊重是不可忽视的主线。惩戒的本身不是让学生来赎罪，而是为了规避以后的过错。不能因为学生犯了错误就无视、轻视甚至漠视学生，应该以尊重学生人格为前提。
尊重为主，指向学生道德生命的发展。从道德生命的角度要求教师要时刻坚持尊重原则。惩戒教育是以学生生命的保存与发展为终极目的。教育者要以关爱、尊重的态度对待学生的生命[5]，首先不能体罚学生，因为体罚包括了对学生生命权的无视；其次要包容学生的一些小错误，允许学生犯错，只要学生有改正错误的勇气，经过了一些惩戒，他们更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最后惩戒教育使用的力度与次数要谨慎。因为惩戒一旦实施，“就会由此丧失部分的影响力”，“只有一个人尚未受到处罚时，处罚才会保持其全部的力量”[7]，如果一个人过早的把处罚的风险体会完了，那么处罚的效用性自然就降低甚至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慎用惩戒。
2.现实探索
（1）建立惩戒教育的实施细则
当前惩戒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出现了一些弊端。为了科学化、规范化实施惩戒教育，必须建立惩戒教育的实施细则，使惩戒教育具有可操作性和效用性。在制定实施细则时，要对惩戒教育的使用依据、情形、范围进行明确，坚持适度原则，过轻过重都不利于惩戒效用性的发挥。
（2）加强惩戒教育监督，促进合理有序
惩戒教育需要合理为之，有序进行[2]。惩戒只是教育的一种工具，本身无所谓好与坏，惩戒教育的效用性决定了它的好与坏，如果使用得当，自然是好的工具，如果使用不当，就变成了另一个极端。所以需要对学校或者老师实施的惩戒教育进行监督，使惩戒教育合理有序、客观公平的进行。包括对惩戒事实和内容的界定，对惩戒客观性的认可，对惩戒对象的公平性等，都需要做到民主的监督，使惩戒教育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3）优化惩戒教育环境，增强惩戒教育的话语权
学校惩戒教育环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发挥惩戒教育的效用性，必须要有和谐的外部环境作为支持。优化学校惩戒教育环境的有效措施是：营造有利于惩戒教育的社会环境氛围、学校人文环境氛围和家庭环境氛围等，形成教育合力，发挥惩戒教育的最大效用性[8]。首先，要营造有利于惩戒教育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才能使学校的惩戒教育实施下去，而不是一惩戒就“侵权”。马卡连柯曾指出，人是被整个社会所教育着的，所以学校惩戒教育的效用性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的；其次，学校的人文环境常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而教育者所持的惩戒观就必然会影响惩戒教育的效用，我们不能滥用惩戒，更不能放弃惩戒；最后家庭环境，家庭给予孩子不恰当的爱导致一些孩子丧失羞耻感，这样就会影响学校惩戒教育的效用，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导师，父母的惩戒观直接影响孩子，所以家庭环境的优化是重中之重。
（4）惩戒与表扬相结合，巩固惩戒教育效用性
要把惩戒与表扬结合起来，不能厚此薄彼，即准确及时的实施连接教育，一旦发现被惩戒者有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改正的苗头或者行动时，要适当的给予表扬，使其坚定信念，一方面体会到教师对其的关心，明白学校的惩戒是人性化的，有利于师生情感的加深，给学生以信心和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巩固惩戒教育的效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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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上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 姜华.论教育惩戒及其适用理性.教育发展研究，2012.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牛金成，魏].论洛克教育惩戒思想及启示.教学与管理，2007（3）.
[5] 宋晔.惩罚的理论审视.中国教育学刊，2009（07）.
[6] 藤田英典.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张琼华，许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2篇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学校）（课题编号2012YQJK084）的研究成果
据《中国教育报》编者按：近日，有网友爆料“8岁男孩因犯错被逼向全班下跪”，并贴出男孩面朝同学跪在讲台旁的照片。经调查，下跪男孩为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两板桥九义校三年级学生。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此次事件中，教师和学校到底有哪些责任？面对犯错的学生，教师该不该惩戒？又该如何惩戒？本报官方微博推出了“适度的教育惩戒要不要”的调查，得到广大网友热情参与和讨论。笔者以为，适度的教育惩戒是必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无需讨论。若以一味的“宽容”放松对犯错学生的严格教育，就等于纵容了孩子的错误，孩子在得不到深刻教训的情况下就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教育惩戒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掌握好惩戒的分寸，如何既能让学生受到教育和吸取教训，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又不会给学生造成伤害留下阴影，这正是教育的艺术之所在。因此，我们要厘清教师运用教育惩戒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惩戒与惩罚的意义及其本质区别
1、所谓“惩戒”是由“惩”与“戒”的双重含义组成。
惩，是指：惩罚、警戒。诗鲁颂?宫：“戎狄是膺，荆舒为罚。”汉书八四翟方进?附翟义：“于是乎有京观惩淫慝。”也指自己受创而知戒。见“惩前毖后”。（见《辞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4月北京第七次印刷，.）。“处罚，警戒。”（《现代汉语词典》2007年，.）
戒，是指：戒除。论语季氏：“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子人间世：“无适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十四四分律一说戒：“戒，亦律之别义也。”（《辞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4月北京第七次印刷，.）。《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戒，戒除：戒烟，戒酒，解毒。还指禁止做的事情。（商务印书馆，2007年北京，）。
“惩戒”的来源是《汉书?诸侯王表》二二：“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多功能现代汉语辞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该词完整的意思应该是指：通过处罚来警戒，使受惩戒者不再做禁止的事情。从构词来看，惩戒是偏正结构，处罚是手段和过程，重在教育和警醒；戒除才是目的和追求的结果，为了“戒”而采取“惩”是之谓“惩戒”之义。
2、所谓“惩罚”，则是由“惩”与“罚”组成。
“惩”之义前文已经明了。所谓“罚”就是“处分犯错误的人。”（《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从“罚”字的组成来看，从“横目”，从“言”，可见“罚”的时候是横眉冷对、语出严厉。“处罚、惩罚”来源于《书?汤誓》：“尔尚辅于一人，致天之罚。”（《多功能现代汉语辞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而“惩罚”一词来源于《魏书?西域传》于阗国：“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名随轻重惩罚之。”（《多功能现代汉语辞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从构词来看，“惩罚”是联合结构，“惩”与“罚”都是动词，强调行动。
3、二者的区别
从词义上看，二者有近义之处，都有处罚、惩罚和警戒之意。但是从词的分量和使用对象来看，二者有本质不同。惩罚的词义较重，适用对象是指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惩戒的词义较轻，适用对象一般指不遵守国家法纪或群众公约的“违纪”者。
二、教师应如何把握好教育惩戒的分寸
学生犯错，教师应当运用“惩戒”而不适于运用“处罚”。相对于管理物品而言，管理人是最难的事情。而中小学教师要管的是生性好动、天真活泼、没心没肺的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是孩子就难免犯错，不犯错的孩子是长不大的。每个成人都回想一下自己的小时候，谁没有犯过错？又有谁犯错后没有受过老师的责罚？正是在自己一次次犯错、老师的一次次责罚中我们才逐渐懂得明辨是非、去伪存真，一步步成长起来，走向成熟。所以，老师惩戒犯错的孩子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惩戒也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但是，作为教师，他们往往信奉“严师出高徒”、“矫枉必过正”的“古训”，在再加上应试教育以学生成绩论英雄的压力，在管理和要求学生时就可能乱了方寸，面对犯错误的学生时把握不好教育惩戒的分寸而导致自己犯错，从而损害了教师的形象。
因此，在面对犯错的学生时，教师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静的心态。教育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营生，育人需要不断的反复打磨、精雕细琢。学生的成长需要时间，教师要学会等待，在“施肥浇水”、“修枝剪叶”的过程中静待花开。即便遇到“屡教不改”的顽皮孩子，教师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如果到了非惩戒不可的地步，也要在行动前考虑清楚几个问题，以守住惩罚与惩戒的界限：
1、需分清学生是犯错还是犯罪
分清楚学生是犯错还是犯罪，对教师把握惩戒的分寸很关键，惩戒越界了就成为惩罚。如果学生仅仅是违反课堂纪律、没有按时完成作业、值日不认真，或者再严重点，是毁坏了公共财物，那么，这些仅仅是犯错，而够不上犯罪。教师需要采取的措施是惩戒，就是通过责罚让学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惩戒中吸取教训并要下决心改正。如果学生中出现了违法国家法律的行为，比如，偷窃、打架斗殴致人轻伤以上、敲诈勒索、运_毒、强奸、杀人或过失杀人等违法犯罪行为而又够不上刑事处罚时，教师就必须依法采取惩罚的措施加以教育并征得家长的配合才能奏效。即便是惩罚也要把握好分寸，否则教师自己就会陷入违法的境地。
2、惩戒是为了教育还是为了“报复”？
由于犯错的学生往往因为“不听话”而冒犯了教师的尊严，让教师在众学生面前丢了面子下不了台，教师会感到颜面扫地。这时候，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很可能会因为不冷静而使惩戒越界变成了惩罚，导致处罚过重，对学生造成伤害。那么，教师很可能就不是为了教育学生去改正错误，而是为了“报复”学生对自己的冒犯。比如，最近新闻报道的“下跪式惩戒”就是越界变成了惩罚，从而引发了舆论向受罚学生一边倒的倾向。所以，教师要时刻牢记，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
3、惩戒是在教师平静时做出的还是在气头上做出的
在对犯错的学生进行惩戒时教师的情绪决定着惩戒是否会把握好分寸。如果教师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惩戒，就很可能会导致越界，使惩戒变为体罚、辱骂甚至殴打等过度的惩罚。这样不仅起不到教育效果，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学生的对立情绪，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教师要学会“热”问题，“冷”处理，在心情平静、头脑清醒、考虑周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惩戒就不会犯糊涂的错误，才能守住惩戒与处罚的界限。
4、惩戒的预期效果会是什么样？
一般情况下，教师对学生采取惩戒措施时都有一定的预期的教育效果：一是为了教育犯错学生本人记取教训，不再犯类似错误。二是为了警戒其他学生，不要向犯错的学生学习。要想达到这样的预期效果，教师必须斟酌在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场合、采取什么的惩戒措施才能收到教育效果。教师们要吸取“下跪式惩戒”的教训，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所、根据学生犯错的程度和认错的态度采取正确而适度的惩戒措施，避免犯类似“下跪式惩戒”的错误。
三、教育惩戒要以爱心为出发点，以育人为落脚点
在2014年9月9日教师节之际，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发表讲话提出“四好教师”要求，即“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因此，作为教师，要有一颗对学生的仁爱之心，教育惩戒体现的正是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严而有度，严中有爱，严爱结合。“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既会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也会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学生。学生犯错正是教育的良好时机，正需要教师耐心细致的引导和教育，而不是对犯错的学生采取辱骂、挖苦、体罚、请家长甚至“逼学生下跪”等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教育惩戒也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维护学生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国文学家雨果曾经说过：“创办学校的人关闭了_，但愚蠢的老师和糟糕的学校本身就是孩子心灵的_。”如果教育惩戒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初衷，当犯错的孩子们在老师这里得不到足够的宽容和爱心呵护，他们就会心灰意冷，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和向往，教师还能寄希望于他们改正错误吗？爱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责任担当，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有爱心的教师才会获得社会的广泛尊重，才会获得学生的爱戴、信任和亲近，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信其道，教育才会有成效。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3篇
关键词：惩戒权；体罚；权利；权力
一、惩戒及相关概念的辨析
（一）惩戒的概念。惩戒，《辞海》中解释为“惩治过错，警戒将来。”在教育领域，一般都采用劳凯声的观点即“通过对失范行为施予否定性的制裁，从而避免失范行为的再次发生，以促进合范行为的产生和巩固的一种教育措施和手段。”若从法律角度阐述，所谓惩戒就是法律主体基于特别身份关系，为维持纪律和秩序，对于违反一定义务者所进行的管教措施。所谓的特别身份关系一般发生在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与员工、学校与学生以及家长子女之间，基于这种特别关系，法律赋予一方有权决定对另一方实施惩罚。
（二）惩戒与体罚的区别。由于惩戒与体罚从字义或内容上看似有所交叉，导致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把惩戒等同于“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对教师合理的惩戒行为横加指责，而教师也因此不敢对学生实施正常的管理和教育，从而造成学校教育秩序难以保证和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惩戒缺乏的法律依据，教育目的难以达成。
笔者认为，惩戒和体罚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惩戒是以不伤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提的，教育惩戒在行使过程中兼具教育与制裁的双重性质，目的在于教育和戒除，而非单纯的惩罚。体罚则是一种错误的野蛮的，是“用触及身体皮肉等有损身体健康和侮辱人格性质的方式来惩罚学生的方法。
二、学校惩戒权与学生权利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对学生实施惩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侵权行为，是对学生的人身权或受教育权的侵犯。再加上现在舆论和媒体的过份渲染，使得原本就缺乏法律依据的惩戒权在行使中举步维艰，甚至还出现了教师实施合理惩戒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相对的，权利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包括学生的受教育权和人身权，如果学生的行为影响到了正常的学校的教学秩序，其行为就必须受到约束，否则就是其他学生的受教育权，影响了公共教育目标的实现。而惩戒权正是学生受教育权实现的可靠保障，只有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才是学生顺利实现受教育权的重要前提，而保持教育教学的有序状态，就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控制手段，对破坏行为进行防范与纠正。
三、学校惩戒权的性质
在法理学上，权力和权利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行使主体不同，权利行使的主体一般为平等主体，主要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力的行使主体是特殊主体，主要是被授予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次，法律要求不同，权利允许放弃和转让，而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并且行使权力的同时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行使的方式不同，权利的运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主体在自身权利受到侵犯时不得对相对一方行使强制力，而只能请求国家强制力保护，而权力的运行自始自终于强制力相伴，权力具有国家的直接强制力。最后，社会功能及法律逻辑不同，权利主要在于维护私利益，而权力维护的主要是一种公利益，即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权利不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其逻辑为一般允许型，权利主体可以做法律未禁止的事情；而权力是必须依法履行，其逻辑为“一般禁止型”，其主体不允许对权力作扩张解释，不允许行使法律未作规定的行为，否则为越权或滥用。
笔者认为，惩戒权是学校、教师依法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权力，是学校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必要手段，是立法赋予学校及教师的一项权力，是国家教育权的具体化，具有典型的公法的特征。
第一，从惩戒权的主体来看，按通说，惩戒权的主体是学校及教师，如前所述，权利的行使一般为平等主体，主要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果惩戒权是一种“权利”，那么就意味着学校与学生是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则其行为不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将不利于惩戒权的落实；反之，若惩戒权成了“权力”，由于任何权力都是以“命令―服从”的规则运行，权力就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权，所以，惩戒权若要有权威性，学校惩戒权要真正落实就必须确立学校与失范行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从惩戒权的实施及其法律要求来说，如前所说，权利是允许放弃和转让的，行使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权力则必须依法行使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就会构成渎职或违法，所以，若惩戒权是一种“权利”，就意味着学校可以放弃此种“权利”，这样就为学校或教师怠于行使提供了法理依据；反之，如果惩戒权是“权力”，则意味着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的惩戒变成了一种职权，必须行使且依法行使，否则就会因渎职或滥用权力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从惩戒权的行使目的或社会功能来说，由于权利的行使往往是为了维护权利主体的利益，若惩戒权为一种“权利”，往往会落入“谋私利”之嫌，不利于我们正确看待行使惩戒的目的，即在于戒除学生失范行为，为了保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从法律逻辑来说，如果惩戒权是一种权利，则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惩戒行为，学校都可以行使。而如果是“权力”的话，则不允许行使法律未作规定之权力。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对明确的关于学校惩戒权的法律规定，很多时候惩戒权作为一种“权利”往往会被无度使用而缺乏依据，而“权力”说则要求国家必须加紧对惩戒权的立法，对惩戒权加以法律规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惩戒权应该界定为一种“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延伸，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惩戒权的概念，也为惩戒权的立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学校正确行使惩戒权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王辉.学校惩戒权的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16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凸显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使教师能够正确合理地使用教育惩戒权，才能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一，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
教育惩戒不是体罚。体罚是对学生给予身体上痛苦或极度疲劳的惩罚，并造成学生身心健康损害的侵权行为，具体包括体罚和变相体罚，即“体”罚与“心”罚。教育惩戒是指“施罚使犯过者身心感觉痛苦，但不以损害受罚者身心健康为原则的一种惩罚方式。虽然教育惩戒与体罚都是惩锶，都使受罚者感到痛苦，但是两者存在本质区别：I、目的不同。体罚为惩罚而惩罚，教育惩戒为教育而惩罚；2、手段不同。体罚的手段缺乏法律保障，教育惩戒的手段受法律保障，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实施3、产生的后果不同。体罚行为损害了受罚者的身心健康，教育惩戒以不损害受罚者的身心健康为原则，并使受罚者认识错误、改进自我。可见，由于教育惩戒与体罚在目标、手段和产生后果上存在本质区别，教育惩戒是一种不同于体罚的惩罚。目前，我国现行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明文禁止体罚行为，但珐律没有禁止教育惩戒行为，教育惩戒行为具有合法性。
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受法律保障。惩戒是指法律主体基干特别身份关系，为维持纪律与秩序，对干违反一定义务者所进行的管教措施。这种特别身份关系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与员工、学校与学生以及家长与子女之间，基于这种特别关系，法律赋予一方有权单方决定对另一方实施惩罚。我国现行《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运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权利，这一法律规定界定了学校与学生的特别身份关系，赋予学校依法惩戒学生的权力。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职能的执行主体，我国现行《教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赋予了教师履行依法惩戒学生的权力，为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提供法律保障。
因此，教育惩戒权是教师拥有的一种合法权力，教育学专家谭晓玉教授将教师教育惩戒权概括如下：“惩戒权是一种权力，它是针对学生违反规范的行为，基于教师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一种强制性权力，它来源于教师的教育权力，是维持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秩序、保证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权力，也是教师职业权利之一”。
二、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
针对教育惩戒的必要性，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强调：“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的性格，能培养学生责任感，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才，能培养学生抵制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适当的惩罚，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利，也是一个教育者的义务”。正如马卡连科所说，教育惩戒是良性的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客观要求。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可概括如下：
1、促进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遵纪守法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生只有先学会遵守各种校纪校规，走上社会之后，才能遵守各种法律规范，适应各种工作制度。现阶段，我们强调素质教育，提倡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益，决不意味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的迁就忍让。对此，教育学家涂尔干有深刻的认识：“纪律经常被人们当成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侵害，因为它阻碍着人们不受限制的发展。这样的看法有道理吗?恰恰相反，倘若一个人没有能力将自身限制在明确的限度内，那么这就是一种疾病的征兆。”因此，对违反纪律的学生要进行必要的惩罚，是促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良好习惯的客观要求。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一般而言，“责任”包涵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做好分内的事情，如履行职责、完成岗位责任等；二是指如果没有做好分内的事，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可见，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必须学会承担没有做好分内之事的不利后果，接受惩罚。今天，很多孩子是独生子女，家人的百般宠爱，剥夺了他们承担责任的机会，使这些“小皇帝”们往往十分自私，普遍缺乏责任心。此时，学校的教育惩戒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合理的惩罚比一味地赞赏更能使学生学会负责，惩罚的体验是深刻的，甚至刻骨铭心，从而使孩子们吸取教训，踏实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5篇
关键词：教育惩戒; 自由裁量; 事实惩戒; 惩戒处分;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behaviors, the manifestations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factual discipline and disciplinary them, factual discipline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right of teachers, and teachers enjoy wide discretion in the choice of discipline types, causes, scopes and action belongs to the legal power of teachers, teachers only have limited discretion in the extent of punishmen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 the occurrence of illegal obstruction, educational discipline must be implemented within legal factual discipline cannot be an act that violates the common people' s reason under the control of teachers' willful will, and the disciplinary action should be normalized with proper procedure and accord with the basic spirit of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Keyword：educational discipline; discretion; factual discipline; disciplinary action;
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理论和实务界争议已久的教育惩戒问题作出回应。据此，教师或者学校对违纪违规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具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但教育惩戒尤其是在事实惩戒中，立法不可也不宜以闭合型立法的模式对教育惩戒作出规定，仍需赋予教师或学校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实现学校这一特殊领域自我管理的需要。尊重教师的专业裁断能力并非意味着教育惩戒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相反，教育惩戒需要在法治的轨道里有序运行。已有研究大多是围绕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证成、制度设计、实践运用三部分展开研究，较少涉及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和限度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从教育法学的角度，在厘清教育惩戒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对教育惩戒的具体限度加以探讨。
一、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
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是指不同教育教学情形中惩戒措施的具体样态。受惩戒活动本身专业性的影响，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其中，一些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在制度和习惯层面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一些则仍有争议。
(一)国内外常见的教育惩戒表现形式
教育惩戒随着教育活动的产生而产生，是教育领域的一种客观现象。虽然各国的制度设计有所差异，但在表现形式方面，教育惩戒展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一般而言，国内外常见的教育惩戒主要有目光警示、点名(通报)批评、言语责备、口头(书面)检查、罚站、临时退出课堂、罚作业、起立、学校值日、剥夺某种特权、没收、家长或者监护人带回管教、心理辅导、留校、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停学(课)、转换学校(班级)、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表现形式[1]400-403。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家，如韩国，体罚也被视为惩戒的一种，如根据相关法律和法院判决，体罚是被容许的一种教育惩戒方式[2]。当然，各国也有一些独特的惩戒形式，如在澳大利亚，让违纪学生偿还一定的时间也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惩戒方式[3]。
根据性质的不同以上教育惩戒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为维持教学秩序，实现教育目的，对学生课处不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的事实惩戒。事实惩戒一般由教师或者学校管理人员实施，理论界也有学者称其为“教师惩戒”。例如，授课教师对故意破坏教学环境的学生实施的目光警示；班主任让上课期间逃课的学生写书面检查；教导主任对故意扰乱自习秩序的学生实施的言语批评，等等。这种事实惩戒，发生缘由多样且难以穷尽，一般是以习惯的姿态存在于各国的教学实践中，即使对教育惩戒有法律规制的国家，大多也只是做一些原则性限定，赋予教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立法中，《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第16条“批评教育”可作此理解[4]。另一类是学校根据教育法律规范或学校自治规范，对学生课处的发生法律效果的惩戒处分。惩戒处分一般是以教师群体的名义作出，实践中也被称为“学校惩戒”[5]。《_教育部令(第21号)》中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皆属此列。惩戒处分是对学生越轨行为的否定评价，一般会对学生权益产生较大影响，各国一般对其配套较为完善的实施、运行、救济机制，与之相关的争议多为惩戒实施的程序层面，较少涉及惩戒决定的实体内容。
(二)教育实践中几种有争议的教育惩戒表现形式
受共同教育规律的影响，教育惩戒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但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形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判断仍存些许争议。
1.教育惩戒和体罚交叉部分的教育措施
此类惩戒方式主要是指罚站、罚写作业、罚劳动三种。一方面，这三类教育措施在教育实践中长期以习惯的姿态广泛存在。调查数据显示，在小学阶段，教师采取这三种措施的比例高达[6]30。另一方面，这三类教育措施并无现行法上的明文依据，对于其合法与否的判断，司法实践中往往见解不一，莫衷一是。以罚站为例，在司法审判中法院对于教师罚站的态度并不一致，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种：第一，认为罚站是一种违法的教育手段，属于体罚。如徐利平诉焦作市万方中学教育机构一案中，山阳区人民法院便指出教师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施以罚站不是恰当的教育措施，是一种体罚①。第二，认为罚站是一种合法的教育惩戒。如黄兆雨昊诉绵竹实验中学教育机构一案中，绵竹市人民法院指出，教师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施以罚站是教师履行教育职责的合法行为，是可以被广大家长、学生、社会接受的教育措施②。第三，认为未超过合理限度的罚站不是体罚，属于合法的教育惩戒。如丁赛男诉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一案中，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教师对影响他人午休的学生罚站一小时的行为在惩戒方式、惩戒手段、惩戒持续的时间方面并未超过合理的范围，是合法的惩戒行为③。
2.公开学生受惩记录的教育惩戒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指出学校纪律和教育方法应符合学生身心特点，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报告应隐去其真实姓名和身份。根据纲要的精神，学校可以借助校园舆论的力量实现一般预防的惩戒目的，但同时需尊重学生的隐私权。可以说，惩戒记录的公开与否实则是学校管理权和学生隐私权之间的利益平衡。实践中，因在全校范围内公开学生的受惩记录而引发的惩戒纠纷不计其数，通过对涉诉案件的案卷梳理发现，针对学校公开学生受惩记录这一行为，学生和家长一方往往认为学校此举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学校公开惩戒记录的主观随意性较大且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校方和教师一方则一般以公开可以给其他学生警示以及学校教学管理的需要诉以抗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惩戒记录在实践中有所诟病，但在司法实践中，一种较为默契的共识便是惩戒记录的公开与否一般被视为学校自我管理的内部事项，法院不会轻易判决公开违法。如在李建青、宋宝宁诉青海湟川中学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便指出，学校在校园范围内公开违纪学生的惩戒记录，是学校自治和学校管理的需要，是合法的学校治理行为④。
3.为提高学生成绩或者因为学生成绩不好而实施的惩戒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因为学生的成绩不好而实施惩戒的现象并不罕见。调查显示，在中学阶段，因作业不好和上课回答不出问题而被惩戒的学生占比约[7]5。同时，相比其他惩戒原因，家长和社会对于为提高学生成绩的教育惩戒也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如在2020年江西省南丰县某一教师因学生背不出英语单词，而惩其做200个深蹲一事中，涉事的校长便以教师此举是为抓学生单词过关而为其辩护。我们认为，虽然与学习成绩相关的惩戒在接受层面或有所支持，但仍须在理论上符合正当性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单纯以学习成绩好坏驱动的惩戒应被禁止。理由在于，学习成绩是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的体现，单纯的学习成绩差并不会对集体或者他人产生不利影响，没有违反法律和学校的规定，不满足教育惩戒的责任要件，不具有可苛责性。对于成绩不好之学生，教师应该多加指导，帮助其找到学习的兴趣，而非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与个人学习能力无关的其他个人行为，仍可以成为惩戒的对象，如逃课、上课喧哗、故意不交作业、故意不完成作业、故意不认真对待学业等。因为此时的学生行为非为学习能力，而为学习态度，学习态度不良具有可苛责性。
二、教育惩戒的自由裁量限度
为维持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转，实现学校自我管理与治理的需要，教师在惩戒关系中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有理论上之基础。一般而言，教师在事实惩戒中享有较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惩戒处分因其对学生的侵益可能性更大，为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一般赋予教师较小限度的自由裁量。
(一)教育惩戒的理论立论基础
教育惩戒的理论立论基础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教育惩戒权的立论基础。这一阶段，教育惩戒被认为是教师或者学校为了达成国家教育的目标，对学生所享有的一种概括的支配权。该理论认为，即使没有法律授权，教师或者学校仍可基于自治的需要，自行制定惩戒规则，对作为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学生的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或剥夺，相对人不能就惩戒事项提起司法之救济。
其次，以“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理论作为教育惩戒权的立论基础。这一阶段，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学生不因入校而丧失基本权利，其仍享有和普通公民一样的基本权利。基于公民权利普遍保障的需要，1956年德国公法学者乌勒教授将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8]73。根据该理论，教育惩戒中那些涉及“基础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惩戒措施(如开除学籍、退学)需要接受法律的审视，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学生对其不服时，可以提起行政法上之救济；在那些不涉及“基础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管理领域，教师或者学校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对其不服不可提起司法救济。
最后，以“重要性”理论作为教育惩戒权的立论基础。为应对“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难以界定的现实困境，理论界随后提出以“重要性”理论作为教育惩戒的立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只要对学生的基本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惩戒，无论是“基础关系”还是“管理关系”,都需有法律的授权，教师或者学校不可自行创设。“重要性”理论是对先前理论的重要发展：一方面，它秉承了传统理论对于教育惩戒的特殊把握，认为教育惩戒有别于其他行政领域的基本权力，不能完全坚持法律保留的基本限制，需赋予惩戒主体一定限度的管理权力；另一方面他引入了实质性标准作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的区分界限，以教育惩戒对学生基本权益影响的侵害程度而非表现形式作为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标准。近年来，“重要性”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在Goss诉Lopez(1975)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便指出，应以学生受损利益的性质而非学生受损利益的重要性作为法律救济的判断标准[9]300-301。
教育惩戒的理论立论基础在不同时代虽有所差异，但却传递出以下共同的规律：其一，教育惩戒从一项纯粹的自治事项逐步演变为一项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事项；其二，教师或者学校的自由裁量权限因学生越轨行为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三，实务界开始有限度地承认对违法或不当惩戒的司法救济。
(二)事实惩戒中教师的自由裁量限度
事实惩戒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项教育艺术。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除学生行为本身的危害，学生的年龄、性别、个人秉性、心理承担能力、类似行为的发生次数、学生个人的违纪次数以及所处的教育阶段等都会影响教育惩戒的最终选择。因此，事实惩戒中，教师因其专业性而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
具言之，教师在以下方面享有自由裁量：首先，对于教育惩戒的种类选择。如针对学生午休期间大声吵闹这一行为，当中午公寓执勤和书写心理悔改短文可以达到相同的惩戒效果时，教师自然可以在两种惩戒措施中择一而惩。其次，对于教育惩戒的事由选择。事实惩戒的对象一般为性质轻微的学生越轨行为，对于何为性质轻微，不同的教师可以有自己的专业判断。若教师认为学生的某项越轨行为可以通过其他程度更轻的教育方式得到纠正，那么自然可以选择不惩戒。再次，对于教育惩戒的程度选择。惩戒规则原应不加歧视地适用全部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惩戒规则可以忽视个体差异，反之，教育惩戒的具体程度必须根据个体的差别作出调整。比如，针对同一违纪行为，初次越轨者和屡次越轨不改者其惩戒程度应该有所区别。前者教师应注重教化，实现“小惩大戒”的惩戒目的，后者教师则应多加分析学生屡次越轨的主客观原因，防止受惩学生对教育惩戒产生免疫。最后，对于教育惩戒时间的选择。为帮助学生树立责任意识，强化学生对于越轨行为的认识，教育惩戒应该及时作出。但及时惩戒并不等同当场惩戒，除一些必须当场作出惩戒外(如授课期间大声喧哗),其余情形下，教师在作出教育惩戒的时候可以考虑在非公开场合对学生作出惩戒，以期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当然，延时惩戒也不意味着不惩戒，若学生的越轨行为长期得不到惩戒，可能会纵容学生的侥幸心理，亦是对教育惩戒目标的违背。
(三)惩戒处分中教师的自由裁量限度
惩戒处分中，学生以受教育者的特殊身份与学校发生着法律关系，惩戒处分以学校或者教师的单方意志发生，具有明显的权力色彩。为避免权力滥用对学生权益的破损，立法一般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其作出规制，留余教师或者学校较小范畴的自由裁量空间。
一方面，惩戒处分应以明文规定的惩戒规范为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创设新的惩戒处分。这便意味着教师或者学校在实施惩戒处分时，应该以制度化、成文化的惩戒规范为依据，既不可创设新的惩戒种类，也不可创设新的惩戒事由。原因在于，惩戒种类一般会对学生的权益产生重要影响，严重的惩戒处分(如开除学籍)可能会剥夺学生的基本受教育权，若一概承认惩戒主体的创设权力，会使学生处于更加弱势的境地。惩戒情形亦应用语明确，以期使学生了解学校对其行为的具体期待，发挥惩戒规范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规制并不意味着消灭，在法定的情形下，惩戒主体仍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首先，惩戒主体可以对教育惩戒的幅度做出选择。如南宁市第二中学规定，对不服从教师管理的学生，学校可课处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惩戒处分，那么对于何时选择记过何时选择留校察看，惩戒主体则可以做出选择⑤。但此时的选择并非无限制的选择，惩戒主体仍需坚持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使惩戒处分种类和学生越轨行为的危害性质相当。其次，惩戒主体在惩戒情节的认定方面仍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教育教学实践中，各校的校纪校规一般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同类越轨行为惩戒种类的选择标准，但是对于何谓“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一般并无相应规定。此时，惩戒主体根据验证可行的实践经验作出的判断，应该推定为有效。当然，当某一行为处于模糊地带时，惩戒主体应该坚持保护相对人的基本精神，选择有利于学生的惩戒处分。当查不清某一越轨行为是谁所为时，惩戒主体应推定非全体学生所为，切忌实施惩戒“连坐”,以免破坏惩戒领域的归责体系，加重无辜学生的责任承担和变相减轻应受惩戒的学生责任。
三、教育惩戒的法律规制限度
教育惩戒既需要在法治的限度内运行，又不可全由法律规制。这一点，即使是在有成熟立法经验的域外各国，亦是如此。因此，法律对于教育惩戒的规制应是一种有限度的规制，如此方可在学校或教师自我管理和学生合法权益保护之间达到平衡。
(一)事实惩戒：故意+违背常人理性
一般而言，事实惩戒中，教师面临的惩戒事由多为复杂多样的偶发事件，为培养受惩学生的责任意识，保证教育惩戒目标的实现，教师应及时作出惩戒决定，以防受惩学生的二次违纪。因此，各国的经验如下：除非确有必要，一般情形下，事实惩戒被视为教师或者学校的自主管理范畴，法律尊重这种教师专业学术背景下的专业裁断能力，不会多加干涉，一般只是做一些原则性规定。但近年来，伴随着事实惩戒侵权案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案例说明，事实惩戒不能也不应游离于法治之外，其仍需遵守一定的法律底线。
首先，应为法律评价的事实惩戒须是教师在故意这一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不当或者侵权行为。若是为不可预见之过失，如学生的特殊体质(此处的特殊体质仅为教师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项，不包括教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记载于学生体检档案的事项),则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法院应秉公处理，不应迫于舆论压力或者息事宁人的心态，断然牺牲教师的合法权利。2020年7月2日，山东省五莲县教育局革职涉案教师后再“拉黑”该教师的做法实则违背了这一点。当然，此时的故意应综合事实惩戒发生的相关因素综合考虑，而非仅依赖教师个人的辩护之词。另外，法律应尊重教育领域的客观规律，避免侵犯教师的专业判断权，只有当教师的某项教育惩戒的方式或强度违背常人的理性(大多数师生的感觉)时，法律方可介入。例如，假设某校规定，对于破坏班级卫生的学生，教师可以罚其打扫一定范围的卫生一周以内。那么当学生在教室内随意扔垃圾时，教师让其打扫他破坏的区域或者该教室的整体卫生三天或者五天，均属于教师职权范畴内的正当行为。反之，若教师让其打扫全校卫生或长期(如一学期)打扫某一区域卫生，则违背了常人的一般理性，有滥用职权的嫌疑。同理可证，教师让学生罚抄过多遍作业的行为，也是违背常人理性的不当之举。因为单纯的机械罚抄并不能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教师完全可以探寻其他合理措施，比如罚抄3遍学生因马虎做错的题目然后附以类似题目加以练习。
(二)惩戒处分：规范失当或程序失当
惩戒处分一般以制度化、成文化的惩戒规范为依托，但当出现以下两种情形时，法律应作出规制，以期保护受惩学生的合法权益。
1.惩戒处分的规范失当
规范失当表现为校纪校规欠缺正当性，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校纪校规不合法。这既可以是校纪校规制定程序不合法，也可以是校纪校规内容本身不合法。前者如学校或者教师未经相关利益主体的同意，便将未经公示的校纪校规作为惩戒依据；后者如学校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擅自剥夺、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其二，校纪校规不合理。校纪校规是惩戒处分的发生依据，其本身应该具有合理性，纵使可以基于教学管理的需要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做出限制，但这种限制仍需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如校纪校规要求女生发型只能为“耳上一公分”实则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是对学生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10]304。当然，此时的不合理应以法院附带性审查后的判决结果为依据，在法院对校纪校规作出否定性评价之前，惩戒处分的规范应该推定为有效(后文详述)。
2.惩戒处分的程序失当
程序失当为惩戒主体没有按照法定的正当程序作出惩戒处分。受“重要性”理论的影响，各国法院对于惩戒处分的态度，实则较为谦抑，除那些严重侵害学生基本权利的惩戒，一般只审查惩戒处分的程序问题，以免破坏学校的自我管理。如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在Williams诉 the Marianna .(1982)一案中，便拒绝对教育委员对缺课超过12次学生课处“不计学分和长期停学”这一行为作出评价[9]311。我国亦是如此，在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便以北京科技大学退学处分未履行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判决退学处分为无效的行政行为。因此，惩戒处分的实施应该遵循一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对那些可能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惩戒处分，即使惩戒规范没有正当程序之规定，仍应给予相对学生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如听取学生的申辩、向学生本人送达惩戒处分决定书、告知对惩戒处分不服的救济等，且这种程序保障应随着惩戒处分的严厉程度而逐步完备。
(三)法律规制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教育惩戒是对学生越轨行为的否定评价，法律对于教育惩戒的规制并非无限制，但仍需尊重教育领域的特殊性质。当教师或学校有以下行为，即使对学生的权益造成损害，亦应承认其正当性。
1.教师或者学校依据惩戒规则而为的惩戒行为
惩戒行为既包括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而为的行为，也包括依据校内惩戒规则而为的行为。前一种情形下，教师或者学校本质上为履行法律职责的行政行为，惩戒本身即是在法治的范畴内运行，故讨论对其的法律规制实然并无意义。本文主要讨论的为后一种情形，即学校或者教师根据该校自行制定的校纪校规而为的教育惩戒。理由在于，作为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11],校纪校规实则为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校纪校规一经作出就具有确定力，相对人应该服从。因此，除非校纪校规在法院的附带性审查中被予以否定评价，其他情形下，相关主体均应尊重教师或者学校依据惩戒规则而为的惩戒行为。
2.教师或者学校是为业务上正当需要的惩戒行为
这主要是针对教学实践中教师“不敢惩戒”“不会惩戒”“不愿惩戒”的现象。据《教师法》《教育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等相关法律，教育惩戒是一项教师在日常教学与管理中不可回避的职业权利，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教师仍负有制止学生违纪行为、帮助其树立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义务。若教师一概放弃教育惩戒，纵容学生违纪行为向可预见的危害结果发展，应认定其不作为的失职行为与后续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扩大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08年的“杨不管”事件便是此例。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该树立正确的归责意识，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教师没有过错，基于正当义务需要而实施的教育惩戒，应予以支持，断不可为达息事宁人之目的而牺牲教师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教师有过错，或教师假借业务之名而实施的教育惩戒，应依法追责，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3.教师在特殊情况下的紧急防卫行为
紧急防卫行为是指教师面临突发的紧急状态时，为避免危险的进一步扩大，保护教师本人或者其他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为的防卫行为。比如，教师拉扯两个在校内互殴的学生时不得而为的肢体接触。孤立来看，教师此举符合《布莱克法律词典》关于体罚“对身体实施的惩罚或击打”构成要件[12],可以被评价为体罚。但是当我们把教师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评价时不难发现，此时，教师主观上并无侵犯学生权益的故意，且若教师放纵学生的欺辱行为，必然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不利结果。因此，教师此时的干预行为是正当的，法律不应对其进行否定评价。这一点，也可以在他国的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如在日本，教师殴打正在欺辱他人的学生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暴力，不做体罚评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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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5)山民一初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7)川0683民初1682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终2080号民事判决书》。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6篇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惩戒权 ；惩罚
在现实教育生活中，教师惩戒权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小学普遍存在教师惩戒无度或惩戒缺失两种失范行为。惩戒无度是指惩戒不当，没有掌握好度；惩戒缺失是指有的中小学教师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行使教师惩戒权，导致教育惩戒的实际缺乏。[1]因教师惩罚行为而导致的学生人身权受损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引起的各种教育或法律纠纷越来越多。许多人甚至认为教师对学生实施惩戒就是对学生的体罚，到底何为教师惩戒权？教师行使惩戒权的注意事项？如何保障惩戒权？是目前需要研究的紧迫问题，也是本文力图想解决的问题。
一、教师惩戒权的界定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恶性体罚事件，使公众出现了“惩罚”“惩戒”不分的局面。那么这两者间有何本质性的区别呢？
体罚指通过对人身体的责罚，特别是造成疼痛，来进行惩罚或教育的行为；惩：处罚；戒：防备，警惕，就是说通过处罚来警戒。根据《_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依法享有的专业自包括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对学生进行指导评价和自身的进修培训等方面。其中教师的指导评价权是与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相适应的一项特定权利。其基本内容包括：有权对学生采取包括表扬、奖励，或批评、惩罚等教育措施，并依照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学生的品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等内容。惩戒权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具有公权力的性质，二是具有职业性权利的性质。因此，作为教师，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施加某种影响和控制，做出职责范围内的专业行为，是教师的职业性权力之一，也是教育活动中教师必要的权力之一。[2]
本人认为惩戒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适当的措施，从而达到使学生真正认识到错误、改掉错误并不再犯错误的目的。而教师惩戒权即是教师依法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权利，这一权力是随着教师专业身份的获得而取得的。可见教师惩戒权是教师教育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主体是教师，相对方是学生，所针对的是学生的不合范行为，体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行使
（一）中小学教师行使惩戒权之前
1.应事先了解学生的行为动机。学生的越轨行为必须是违反了符合正当价值要求和合理社会规范取向的校纪班规，且其越轨行为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影响了其他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实施惩戒。
2.要分析学生违规行为产生的后果、造成的影响及其程度，再决定惩处的方式和程度。因为学生的违规行为可分为故意违规和无意违规两种，所以教师在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进行惩处时，必须考虑其实有意还是无意。
（二）中小学教师行使惩戒权之中
1.教师要向学生明示必要惩戒的理由且惩戒必须要有教育性。让学生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行为及其危害，知道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弥补过失，从而甘愿接受教师的惩戒教育，需要谨记的是教师不能情绪性或恶意性的直接行使惩戒权。
2.应秉承客观，平和的态度处理问题。身为教师首先自己是有完善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高素质人才，不得因学生的性别、成绩或家庭背景等，不公正的对待学生，对其造成心理创伤。
（三）中小学教师行使惩戒权之后。教师应当努力做好教育惩戒后的开导和鼓励工作。帮助受惩学生重新树立信心，勇敢地面对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注意学生的后续发展，给予及时的指导关怀。不能因为学生受到过惩戒就人为的歧视对待，个别学生实施惩戒后，教师不得对外公开；与此同时，作为父母的一方也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情绪情感变化。这样既达到惩戒目的，又不伤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三、 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保障
中小学老师所面对的是一群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这时学生的独立思考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承受能力弱，世界观、人生观容易发生扭曲，这就赋予中小学教师更大的责任，需要其树立自己的形象，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但是仅靠教师的力量去维持惩戒的环境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惩戒氛围的维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一）规范惩戒权法律法规，推进依法治教。教师惩戒权在我国法律中依旧是空缺，只有关注并完善惩戒权立法，对惩戒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明确规定教师惩戒的事由、惩戒的边界、具体的惩戒措施以及惩戒权滥用的后果和所取的救济途径等，才能使中小学生对自己的行为有个事先的判断，从而保障教师有法可依，使惩戒环境有效发展。
（二）加强中小学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其地位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加强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落实《纲要》指出的，中小学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行_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这才能使义务教育教师的地位和福利待遇得到重视、提升。
（三）在中小学师生间设专门的中介。中小学生的叛逆厌学心理，以及教师的期望效应，使两者很容易起正面直接的冲突，造成紧张的局面。这需要我们专门的中介教师来约束学生，从而避免教师与学生的正面冲突。比如在英国，设有惩戒室，学生犯错误，教师就请你到惩戒室去，由专门的教师依照不同情况，与学生进行交流，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这种方法也值得我们效仿。
（四）让家长参与教育惩戒中来。在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家庭和学校是培养学生的关键场所，对其成长的影响也是最大。所以家长如果能适时和教师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并与教师达成培养学生的共识，参与到对学生的管理、教育惩戒中。这对惩戒环境的有效维持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浅谈教育惩戒论文 第7篇
关键词教师惩戒权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1 教师惩戒权确立的障碍
法律制度层面的障碍
我国现行的有关教育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教师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但对于教师是否具有“惩戒权”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没有正确厘清“惩戒”与“体罚”的界限，且在实践中存在“体罚”被扩大解读，使得整个社会产生“惩戒与体罚相混淆”的错误认识。而对于“体罚”，我国现行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被禁止，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教育行政处罚条例》也规定了“对于体罚学生的教师可给予撤消教师资格的行政处罚。”相反，对于老师的惩戒权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教师对严重违纪学生罚站被称之为“体罚”，批评教育学生则被冠以“心罚”的大帽子！很显然，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教师的惩戒权难以确立。
教育观念层面的障碍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各种新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广泛流行，如“民主教育”、“赏识教育”、“愉快教育”、“成功教育”等理念大受吹棒，这些教育理念都有以下两个的特点：一是以抨击“传统教育观念”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二是过分强调“老师要尊重学生”。不可否认，上述的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但由于过分抨击传统教育观念的落后的一面，忽视了传统教育观念的优秀传承，从而使“尊师重教”这一传承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在当今社会受到了巨大挑战与冲击，“师道尊严”正在不断沦丧。从而在教育实践中，走进了“重表扬轻批评、重奖励轻惩戒”的误区。
教育环境的层面的障碍
当前面临的教育环境也是教师惩戒权确立的障碍之一。首先，当前的家庭教育环境决定了很多学生养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使得很多学生只能被表扬和赏识，禁不住半点批评和惩罚。其次，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由于价值观日趋多元，整个社会对教育与受教育以及对教师职业的看法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甚至出现将师生关系解读为“服务者与消费者间的关系”的论调，“师道尊严”正被无情摧残，更谈不上教师的惩戒权了。再次，是社会舆论压力。虽然我国教师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肯定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且绝大多数教师都具有良好的师德风范，但也难免在这一庞大队伍中出现个别师德低下的个案。但正是这些个案却被有关新闻媒体趋之若鹜，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产生了放大的负面效果，无形中降低了教师的整体社会评价，也极大挫伤教师育人的积极性。
2 教师惩戒权确立的必要性
教师的惩戒权是实现教书育人目标的需要
一方面，教师通过行使惩戒权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德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学生由一个自然的人转变为一个社会的人，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教师需要从肯定与否定评价两个方面对学生的合规行为进行肯定，同时对违规行为予以否定。而教师的惩戒权的确立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保证，教师通过恰当行使惩戒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与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教师通过行使惩戒权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伟大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合理的惩戒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教师在育人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合理的惩戒措施有助于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勇于面对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同时使学生面对自己所犯错误勇于担当，培养学生的责任感。确立教师的惩戒权，无论是对学生认知的提高、情感的陶冶、意志的锻炼，还是对学生性格与气质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①
教师的惩戒权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
教育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在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伟大进程之中，这一伟大使命迫切需要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为国家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教育现代化则要求教育体制规范化，具体对各级各校学校而言，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形成规范的管理方法和教育手段，通过立法的手段使师生的权利义务、职责地位及其互动关系明确化、制度化。“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系统，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必然会使用惩罚来维护规范的严肃性，以有效地保证教育工作的有序运行。”②可见，要真正实现教育现代化，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来保证教育活动过程的实现，对于违反学校基本规则的学生，就理应受到相应的惩戒。通过惩戒教育的实施，最终有利于学生形成尊重社会规范的观念，促进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的形成。
3 教师惩戒权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