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_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_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_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元]脱脱.西夏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9]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0]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1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13]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14]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5]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16]王民泽.中国古代服饰[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7]臧迎春.中国传统服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
[18]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
[19]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0]王青煜.辽代服饰[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
[21]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2]黄强.中国内衣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23]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4]孟辉.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25]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26]叶立诚.服饰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27]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
[28]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9]兰宇，祁嘉华.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0]彭利云.宋代婚俗研究[M].天津：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31]胡志宏.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2]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3]朱瑞希.辽宋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4]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5]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36]吴存浩.中国婚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37]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8]王炜民.中国礼仪文化[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39]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40]贾玺增.中国古代首服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6.
[41]殷冰瑶.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2]邓雅.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D].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43]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
[44]杉本正年，樊一.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J].成都大学学报，1995（4）.
[45]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8（6）.
[46]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0（10）.
[47]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48]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J].时代文学，2009（2）.
[49]吕友人，王立军.宋代婚礼概述[J].殷都学刊，1991（4）.
[50]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J].纺织导报，2008（11）.
[51]中国传统婚礼习俗[J].现代语文，2007（4）.
[52]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J].中州大学学报，2005（2）.
[53]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J].民俗研究，2000（2）.
[54]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4）.
[55]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5）.
[56]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J].现代交际，2001（11）.
[57]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58]王启发.礼义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3）.
[59]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J].求是学刊，1993（1）.
[60]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6（1）.
[61]中国各地婚俗[J].中国地名，2008（10）.
[62]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J].社会科学研究，1992（5）.
[63]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J].中国校外教育，2008（1）.
[64]中国特色婚俗[J].中国地名，2008（10）.
[65]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J].传承，2009（6）.
[66]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J].蒙古学信息，2004（3）.
[67]黄莉.辽代婚姻综述[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3（3期）.
[68]杨富学，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4）.
[69]夏宇旭，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3）.
[70]谢静.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J].艺术设计研究，2009（3）.
[71]孙昌盛.西夏服饰研究[J].民族研究，2001（6）.
[72]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为中心[J].宁夏社会科学，2007（3）.
[73]陈霞.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J].史学理论，2010（31）.
[74]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J].考古与文物，2001（3）.
[75]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9（1）.
[76]俞超伟.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J].中国文物报，2001（8）.
[77]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4）.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2篇
1.教材编写层面，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
值得肯定的是，苏教版初中语文专门编排了一个“民俗风情”单元，选取经典文章《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中秋咏月诗词三首》，同学们在斑斓多彩的氛围中，去江南水乡体验看社戏的温馨，一览沈从文先生笔下淳朴而隽永的湘西世界，感受京郊运河乡亲们喜庆热闹的过年氛围，在秋咏月诗词回味那淡淡的乡愁。但美中不足的是，紧跟其后的单元写作：从生活中找“米”，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图书馆，这与本单元“民俗风情”的主题有些游离，使师生感到转换太快而意犹未尽。人教版高中语文也涉及到有关民俗知识，比如必修一，《大堰河———我的保姆》《鸿门宴》，梳理探究中的的优美的汉字、奇妙的对联。必修二，《氓》《孔雀东南飞》梳理探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必修三，阅读鉴赏《祝福》《林黛玉进贾府》，梳理探究：称谓语、禁忌语、委婉语。但与苏教版初高中语文相比，人教版高中语文中的民俗文化不够集中，更像散落在角落里的文化珍珠。其次，像《胡同文化》这样的经典散文也未纳入编排体系内，难免有些遗憾。再者，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选文很广，但在深刻性与趣味性方面有待斟酌。
2.教师素养层面，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首先，重课堂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中学语文教师普遍认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但由于缺乏对民俗学科的系统学习，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外延，许多教师的认知可能还仅仅停留在以诗、词、曲、赋、曲艺、国画、书法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层面，常常忽视最基础、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本源性的相关知识缺乏深入了解，比如对于“年”的本义，大多语文教师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对于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深刻内涵缺少追根溯源式探究。对于《中国民俗文化读本》，许多学校根本不予征订，更谈不上选修，这可能是《纲要》中所提到的认识不到位所导致。第三，就如何讲解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如何开展民俗综合实践活动课，存在许多困惑。纵观全国各地中学语文继续教育课程，开设民俗文化与语文教学的专题的省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所以，大多数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民俗文化知识培训。
3.学生接受层面，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受中学教材编写以及教师素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对民俗文化教学的不够重视，所以，从学校教育这一层面，未能使中学生形成良好的民俗文化素养。比如对西方节日的追捧而对传统节日的冷漠，对流行歌曲的痴迷而对传统民歌的淡忘，甚至对许多传统仪式的不屑一顾等等。这样偏颇的文化心理，从目前的学习以及考试而言，必然会影响学习效果以及考试成绩。比如，赏析北宋词人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上下阙的关系以及下阕所表达的情感，多数同学未能正确回答，究其深层原因是对寒食节以及清明节的内涵不甚了解。中央五部委曾在2005年6月17日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探究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并普及传统节日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教材编写的体例中要纳入传统节日，课堂讲授中要弘扬节日文化内涵。但从目前学生的文化素养来看，落实还不到位。就当下语文学习而言，对民俗文化的不甚了解，是中学生畏惧古诗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发展来看，因缺少文化底蕴的熏陶，必将导致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方面出现种种困惑。
二、加强中学语文课程中民俗文化教学的策略
1.逐步完善教材编写，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教材编写要有创新、有特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针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民俗风情”单元中的编排，若能围绕传统节日展开写作或开展“到民间采风”综合实践活动，将使单元编排更加严谨合理。苏教版高中语文单元主题很明确，比如，必修一第三单元文本研习的主题是“月是故乡明”，诗意而又亲切，该单元又分为“漂泊的旅人”与“乡关何处”两个模块。对于人教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可以参考苏教版的体例，让单元主题更集中、更明确，让散落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另外，在课外教学资源开发方面，若忽视民俗文化的深度挖掘，就容易使课程建设受到局限。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并结合本地的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方言土语、文物古迹等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认真体验，比如，可结合山西作为方言大省的优势，搜集方言中随处可见的““圪”字，并加以分类探讨。在切身体验之后，语文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及时总结课外活动的成果，并因地制宜地编写关于民俗文化方面的校本教材。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民俗文化素养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最引人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二是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通过各级各类的教师级培训，从而提高学校教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所以，无论从中高考升学考试，还是从传承优秀文化角度，中学教师都应该责无旁贷。笔者在讲授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时，学员们对《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课后的问卷反馈中来看，学员们普遍认为开设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教研活动、升职称培训、假期网络培训等平台，为中学教师提供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知识的辅导，从而全面、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培训形式可灵活设置、可以就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的关系进行研讨，也可以选出经典课例进行民俗学解读，还可以开设专题课象《古典诗词中的节日习俗》《鲁迅作品中的传统节日习俗研究》《中西节日文化的异同》《汉字中的民俗文化》《山西民歌的语言特色》。
3.丰富课程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3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4篇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_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5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6篇
关键词：物联网系统 非物质设计 交互性 文化现代性
检 索：.cn
Abstract ：Through researc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on-material design theory act on the Tianjin folk culture， digging out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economic value into a series of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non-material design services to the global， proposed the idea of building Tianjin folk cultu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Find a new way for the heritage of Tianjin folk culture.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s， Non-material Design， Interactivity， Cultural Modernity
Internet ：.cn
早先在天津举办的“纪念妈祖旅游文化”研讨会上，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全世界从经济高温的时代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我们应尽快把握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予以弘扬光大，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1]时至今日，乌丙安先生的推论已被天津乃至整个中国推动保护民俗文化的浪潮印证。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更关乎天津城市建设与发展及构建天津品牌文化与地域性特色能否顺利进行等决策研究。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发展趋势
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间信仰广泛庞杂，特殊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天津特有的津味儿文化。其民俗文化产品讲究“巧而得体，精而合宜”，强调物质因素与人文因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饰纹理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的结合[2]，是对“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美学与哲学的诠释。
如此丰富的民俗艺术宝库，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被国际主义“再造同化”。虽然政府制定很多保护性的举措，但市场的缺失让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回春乏力，民俗文化发展难掩颓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产品存亡皆由市场规律决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俗文化资源运用不当的产品出路问题。民俗文化正由人们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与民俗观念的淡化逐步丧失其原有市场，为天津民俗文化谋求适应时代步伐的发展之路迫在眉睫。
二、基于物联网系统的天津民俗文化资源整合
（一）运用物联网系统实现天津民俗文化现代性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需要首先对“核心文化资源”有清晰地认识。林亭口高腿子高跷、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法鼓等荣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瑰宝既然是“优质的”又为何陷入“曲高和寡、少人问津”的尴尬呢？引用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话，人们需要被满足“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现代性是关键。文化现代性是传承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价值认定的基本标准。人总会利用一切条件参与到各种文化圈层中，实现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3]现代人对文化传统有区别性对待，提升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是实现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实现文化现代性，不能一味的单向传递“文化需要被保护”，更需要现代化科技知识、理论创新，能动性的辅佐、推进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物联网技术主要解决物品到物品，人到物品，人到人之间的互连。利用计算技术监测和控制物理设备行为的嵌入式网络化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可以将完全分割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交互，构成一个高效、智能化的物理世界。[4]物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以此为技术支持的天津民俗文化经过设计转化而成的物品与非物质产品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将能够实现与用户人群的顺利交互，最终完成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物联网系统为天津民俗文化信息传递提出新设想
物联网系统不同于单纯的互联网，物联网有虚拟网络，同时也要有实体“物”作为信息载体。而完善的物联网系统，是对非物质设计在内容上的扩充。对载体物的关注，将能为天津民俗文化元素表达提供更多可能。用可触及的物承载一部分文化信息，这种可触可感使用户更愿意和更顺利的去接受非物质形式的信息，进而主动接受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新型文化信息服务。如图1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银鱼”天津旅游信息导航仪，运用天津四珍之一的银鱼造型结合杨柳青年画两大民俗符号整合而成的旅游信息导航仪，作为物联网的信息终端，承载部分民俗信息的载体使用户能更加直观的了解、认识天津民俗文化。
三、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理念
天津民俗文化很大一部分精髓是技艺者制作或表演的过程，这种文化的非物质特性决定其传承与发展将遇到更多困难。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戏曲，有许多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这些民俗文化最终沦为程式化的表演，被庸俗化和商品化，甚至出现将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民俗歌舞、戏曲、服饰等汇总于一个庞杂的“伪民俗村寨”，[5]传承文化成为娱乐大众的跳梁小丑。可见，缺少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专业系统的策划与经营；宏观、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方针的制定，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其经济价值合理性转化将难以成功。
非物质设计是以信息设计为主，基于服务的设计。它跳出了传统意义的对单一物的考虑，而是对由该物组成系统的全局性照应。非物质设计以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合理化运用于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能对天津民俗文化宏观格局制定出清晰、长远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将天津民俗文化融合进这种新时代的产品中，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将会呈放射状传递给用户，并且这种信息传达更具有时代感、易于被用户接受甚至主动引导用户接受，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将做到能动、主动。网络信息平台将为天津民俗文化更加合理、可持续的挖掘出经济潜质，顺应时代与全球化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信息化、交互性、对各方信息反馈与策略制定、修改的高效性，结合物联网系统的非物质设计理念为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经济价值挖掘开启了崭新的大门。
四、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策略构想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系统化非物质设计策略
天津民俗文化的表达，一种方式来自“物”，非物质设计的前提仍要有“物”作为载体，承载非物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如产品设计表达中应用文化元素，在产品的形态与意义中使人体会到文化的特色和魅力，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如图2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连年有余”茶具产品，运用天津杨柳青年画的造型理念，将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在能够突显杨柳青年画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茶具成为传承天津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
另一种方式则可利用“非物质”的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形式满足人对文化的认知。利用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设计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既考虑到对载体物形态、功能的开发，也将由载体物承载的非物质要素的设计系统化，提出完整的设计开发策略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物联网的特色，将各个“物”与“非物质介质”系统、层次的联系、统一，实现设计单体的细致深入与设计系统整体的全面、多元化表达。
（二）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
通过电脑、手机、公共设施的交互平台、旅游纪念品结合数字化技术等一系列电子终端，运用网络技术共同构建出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在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将能够实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文化信息网页的功能飞跃。
首先，电子信息载体物的形式设计的多样性，使用户在视觉与使用感受上更加直观具体的加深对天津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载体物造型的美观度、易用性、增加时代感，将能够吸引潜在用户，扩大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拓展其经济潜质，最终实现文化传承。如前文提到的银鱼导航仪，作为终端在形态与使用方式上都使用户感受到天津民间绘画艺术的特色，直观且深刻。
其次，物联网系统将更好的实现民俗文化信息的分众传播，也就是民俗文化信息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点有选择的进行传递。更好的实现用户、企业、市场、民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突显出物联网系统的交互性、高效性特征。
第三，非物质设计理念的运用使网络信息平台所具有的功能更全面、具体、人性化。源于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以实现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传播最大化为目的，非物质设计理念将会把网络信息平台如何实现易用性、交互性、高效性放至首位。细化到各个人机界面、功能分区、按键反馈、链接方式、用户操作方式等细节的设计中。
由物联网系统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构成的天津民俗文化信息平台如同敏感的神经系统，各个神经节点上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实体物”，非物质信息则通过各个神经节点不断来回往复穿插，传递各种民俗文化信息。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立将能使以前人们对某一民俗文化的单一理解升华为由某一文化点引申、拓展出放射状的文化信息网，文化知识将能够触类旁通。文化传递的同时实现文化类产品的创新、创意产业链升级，最终实现文化类产品功能的超前性与能够通过物联网络不断升级的目标。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7篇
关键词：功能理论；民俗文化；翻译
一功能理论概述
基于功能理论视野下的翻译论是在20世纪起源于德国的一种新型的翻译理论观念。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是注重对原文以及译文两者之间进行文章翻译的评价，而是强调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够在对原文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运用一定的翻译原则对文章进行翻译[1]。这种基于功能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方式与传统的那种强调文本等值的翻译原则相较而言具有明显的科学性。
二民俗文化概述
（一）民俗文化内涵概述
民俗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蕴含着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下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状态。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基于时间方面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是在整个人类演进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基于空间方面的视角而言，民俗文化无论是在当下的现代社会，还是追溯到古代的传统社会，都是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产物；再次，从民俗文化关系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民俗文化的社会作用分析
1.规范作用。民俗文化的规范作用指的是民俗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些规范对于当地的居民会起着一定的教育以及规范作用，同时，是当地居民得行为也受到一定的约束。诸如，民俗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对居民的道德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这些民俗规范也形成了一个民族重要的对外民族特征。2.娱乐作用。民俗文化的娱乐作用主要指的是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对人们身心健康的放松作用，这些娱乐作用可以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缓、放松，尤其是对于劳作一天的居民可以使其身心得到极大的享受与愉悦。3.维系作用。民俗文化的维系作用主要指的是有益身心健康、良好的民俗文化对于维系民族内部的安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纽带的联系下，民俗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向上的凝聚力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以及国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三）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上文中提到民俗文化中的一条重要特征就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对于民俗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海外侨胞更是如此，有的海外侨胞自幼便在外发展，没有机会接触到地道的民俗文化，而我国国力的日益昌盛，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使其在国际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我国的海外侨胞进一步增强了对于我国民俗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同时，对于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极为重要，进一步的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国立昌盛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国外环境。
三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俗文化在语境翻译层面存在的
语境是不同民族、国家在进行语言交际时的大背景前提，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不同的词汇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释义，同样的，反过来，译者也会根据语言社会教育大背景的不同而对词汇以及译法进行不同的抉择，使翻译尽可能贴切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得译者在进行翻译前要首先对语言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民俗文化所内含的深层意义进行挖掘，接着再对词汇进行一定的选择。但就当前的民俗文化翻译而言，许多译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使得他们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漏洞百出，词不达意的现象常常发生。
（二）民俗文化在文体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翻译时的文体大致有书面文体以及口头文体两种主要的文体形式，不同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译者所翻译的译文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体现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翻译时译文首先要忠实于原味，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正确的传播，使读者了解到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时要十分注重文体的选择，第一步就要对原文的文体进行合理有效的解读，进而再对其进行翻译[2]。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很少有译者注重对于文体的选择，许多译者都只是注重对于民俗文化字面意义的理解，有些庄严的字眼却采用极为随意的词汇进行翻译。
（三）民俗文化在文化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民俗文化的翻译说到底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正是因为世界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民族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差异才会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3]。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工作时，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民俗文化在文化这一层面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要对所要翻译的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入了解，通过斟酌语句，采用合适的译法以及词汇表达出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留下了数不尽的民族文化瑰宝，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不乏许多晦涩难懂的语句，尤其是古代社会中的文言文，给翻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前要做好充足的事前准备，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许多译者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明显不够。
四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翻译的策略研究
（一）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原则
1.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目的性原则。在功能理论视野下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民俗文化在异国他乡进行传播时，国外的民众或旅居我国的游客能够领会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并且通过译者对于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深层次意义的解释、翻译，使国外的游客增强对我国民俗文化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更加认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广为流传。这就要求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翻译时读者要能够对原文的真实含义有所解读，在对原文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其达到原文翻译的最终目的。2.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忠诚性原则。忠实性原则是翻译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所必须要遵守的基本职业素养[4]。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文章的翻译更是如此，译者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切忌只是对民俗文化的表面意义进行浅层翻译，而是要深入挖掘它的内在含义，采用合适的词汇以及译法对文章进行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还要十分注意要准确的保留民俗文化的文化信息，不能只是为了翻译而翻译，失去民俗文化翻译本该有的意义。
（二）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技巧
1.对民俗文化进行音译。文章在对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曾经指出，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词汇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许多民俗文化中所含有的生僻字、词等，在翻译的词汇中根本很难找到对应的解释。如果强行进行翻译反而会使得读者一头雾水，而此时最好采用音译的办法，既能够使文章保留一定的文化信息，又能够使译文显得简洁易懂。2.对民俗文化进行直译。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国力昌盛，民族凝聚力以及向心力进一步发展的当今，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国外的读者对于我国的民俗文化更感兴趣，他们渴求的也不再是简单的基础文化，而是更希望看到具有浓郁中国风俗翻译。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译者在进行文化翻译时尽可能将民俗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进行直译，但同时要注意，对其中一些直译但不能与原文对等的内容要注意加以注解，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3.对民俗文化进行意译。尽管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音译以及直译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体现以及还原我国民俗文化的真实特色，但就实际而言，我们还要注意到读者并非我国传统地道的语言使用者以及民俗文化理解者，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注意对某些文字适当的采用意译的方式，使民俗文化中的某些释义能够最大程度的忠于其真实性含义。
参考文献
[1]利•哈林,杨柳.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31-35.
[2]于洁,田霞.关联理论观照下的民俗文化的预设凸显翻译方法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05):61-65.
[3]杨玲玲.认知文化图式观照下的民俗名称英译[J].怀化学院学报,2007,(12):95-97.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8篇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艺术试论 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9篇
[关键词]道教；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0篇
祈富求财
祈富求财的吉祥祝福语主要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富贵等。其中，元·刘唐卿在《降桑椹》第二折中说道：“招财进宝臻佳瑞，合家无虑保安存。”这里的“招财进宝”便是民间百姓用来祝贺他人能够多富多财的吉祥祝福语。这些祈福求财的思想观念体现在服饰上的主要有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将“招财进宝”刺绣到围腰上（图1），荷包上绣着“西去遇宝”、“富贵”等字样，这些都直白地表达出民间百姓对于财富的追求。
福寿安康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是民间常用的吉祥祝福用语，常用来表达对他人的福气多多、生命长久的祝福。人们对于福寿的企盼，主要反映了物质层面的富贵和长寿的意义。《说文解字》中记载:“福，佑也。”福寿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每逢新春佳节，正是祈求来年万事如意的时候，家家贴春联，都爱用“五福临门”、“福星高照”作横批；贴大红纸书写的“福”字时，还故意将其倒贴，取其谐音“福到了”。[5]这是民间人们祈福的一种方式。《尚书·洪范》中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指民间常说的“五福”寿为先的说法。像民间“延年益寿”题材往往和“多子多福”的祈愿是相伴的，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寿观念和生育观念。《韩非子》中有记载“金寿富贵之谓福”。[6]民间更有将松柏、白鹤、桃子等来寓意生命长久。人们在民间服饰中对于福寿的追求表现为通过寿字、福字纹样来装饰服饰，这恰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祈求福寿安康的传统观念。像荷包刺绣中出现的“福如东海”，儿童的围脖上的“长生不老”，民间枕顶上绣有寿字（图2），长袍和卷膀上使用团型的寿字纹进行全身装饰等等，这些无不透露出人们对于生命长久、福气安康的渴望。
求官求仕
在民间，人们大都拥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有出息，将来成就一番事业，成为栋梁之材。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则希望通过考取功名，来获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也正是民间学子不辞辛劳所要追求功名的目的所在。因为在中国，仕途官位向来是与特权、财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对仕途官位的向往心情也是十分迫切的。在中国的吉祥民俗中，有关求官求仕途的吉祥象征符号也不在少数。[7]人们较为熟知的就有五子登科、连中三元、状元及第、平生三级、官上加官等等。《宋史·窦仪传》中记载，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王应麟的《三字经》中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句子，歌颂此事，并形成了“五子登科”的成语，这些都寄托了民间百姓期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像窦家五子那样，获取功名、入仕为官，从此拥有锦绣前程的美好愿望。同时由此看出民众对于入仕为官的重视与崇尚。另外，民间百姓更是将荔枝、桂圆、核桃三种圆形的果实，来比喻“连中三元”，因为“圆”与“元”同音。明代沈受先《三元记·格天》：“玉帝漱敕旨：谪下文曲星君与冯商为子，连中三元，官封五世。”民间服饰中的荷包上便绣有“五子登科”（图3）、“连中三元”等文字字样，无不显示出人们对于走入仕途，进入官场的一种期盼。
多子多孙
在民间服饰文化中，人们对于祈子主要表现出两种期望，一种是对多子的企盼，另一种则表现出祈求“良儿”的情怀。从古至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兴旺发达。民间流传：“财也是宝，子也是宝，财子双全家更好，这般事难计较，算来都是天公造，有财无子富何归，有子无财贫莫恼，生也有靠死也有靠。”[8]再如，《安石榴赋》中记载：“若榴者，天下之奇树，五洲之名果也是以属文之式或叙而赋之。遥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榴“千子如一”，故与“多子”结缘。其实，早在六朝时期石榴就被作为生子、多子的祝颂吉物。在中国的传统器物上，多有石榴的图案。旧时婚联也有“合欢花灿双辉烛，竞艳榴开百子图”，祝有“多子”之福。[9]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服饰中将“榴开百子”直接刺绣于肚兜的顶端，配以石榴的图案（图4），表达人们对子孙兴旺的企盼情怀。民间向来有“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的一件儿童肚兜上更是出现了“麒麟送子”的图案和写有“天赐麟儿”的文字字样，肚兜上描绘的是一个童子手持莲蓬和笙等祈子吉祥物，身骑麒麟、从天而降，在服饰上出现这种图案，便是寓意祈求能够得到“良儿”的意蕴。
求喜求乐
喜字更多代表的是凡事求得吉庆的意愿、求得好兆头，代表着人们的一种求喜求乐的美好心愿。民间向来有供奉喜神一说，喜神又名“吉神”“喜庆之神”。旧时成婚，新人坐立须正对喜神所在之方位，以求一生多喜乐。新娘上轿时，轿口必须对准喜神所在方位少停片刻，称迎喜神。北方地区亦有迎喜神之俗，在张贴“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等春条的同时，对准喜神所在方位，在一定时辰出迎。[10]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以求得喜气、欢愉的心情，期望拥有美好的吉庆氛围。我们细观察会发现，“喜”字的意思是：用一双手捧着一个“吉”字，下面加一个喜笑的口形。故从古至今“喜”字都是用来表达愉悦情绪的，“喜”字情结使得人们用它代表整个人生中所有的吉祥与快乐，使“喜”字成为五福（福、禄、寿、喜、财）之一。“双喜”，更多用于婚嫁场合，表达婚姻吉祥如意之意。[6]像民间服饰中出现的鞋垫上绣有“永结同心”、“双喜”，以及在平底绣花鞋的鞋头位置刺绣上“双喜”、“同偕到老”等等，用以表达民众祈求婚姻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图5）总之，人们将文字刺绣于服饰上通过其直白的表述进行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无论是对财富、福寿、子孙和喜乐的祈求，都表现了他们内心对于吉祥祝福的一种期盼。
2、民间服饰中的民间信仰习俗
民间信仰习俗起初源于对某些事物的信仰，像是对日、月、雷雨、大风等的信仰，这些都是对原始事物的认知与感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众对于它们的一种原始崇拜情结。例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大多是出自于对现实现象的无法解释，便将心中的一部分感情转移到伟大的大自然中。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祭奠日月的习俗，如《尚书·尧典》中记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昧谷，寅饯纳日”是说古人风俗在太阳升起和落下时都伴有祭祀活动。《礼记·祭义》中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_，以朝及暗。_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_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这些都说明古代的郊祭中的_、祭月习俗，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界中日月的崇拜情结。[2]另外，像我们每年都会过的传统节日之“中秋节”也是民间百姓典型的崇拜月亮的风俗习惯。《遂安县志》中也记载到：“农民遇久旱，迎神祈雨。祷诸水，求得蛙蛇、小虫置瓦瓶中，上覆杨枝舁归，名‘净水’，供奉甚虔，行田野。三日不雨，复往祷如前，初冬送回。”这描写了民间百姓在遇到干旱时迎神求雨的情景。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卍字纹（图6），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另一种十字纹也是太阳神的象征，在世界其他各地民族中均有十字日神的例证。还有民间服饰中出现的凤尾裙中出现了“日”、“月”，耳帽上绣有“干雨”、“雷声”等文字，这些都反映出人对大自然的尊崇之情。
3、民间服饰中的游艺
民俗唱戏，即民间艺人演唱戏曲，它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游艺活动,种类繁多,老少咸宜。戏曲的内容有的反映的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习俗等故事传说。民俗文化是戏曲孕育的母体和载体，戏曲则是这个母体载体中最为活跃、热闹和狂野的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所以民间戏曲亦是属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11]其中《定海县志》记载到：“邑中无戏班，皆来自甬郡。先由人向戏业包赁，谓之‘包班’，亦曰‘包头’，再由包头转赁于各庙会，从中可以获利。故俗数末业之得厚利者曰‘一包班，二看鸭’。戏班有昆班、徽班、邵兴班、台州班之别，其实优伶皆绍台两帮及甬之堕民为之，惟以其所唱之曲调为别耳。商店酬神之戏多在春间演之，沿街用木板搭台，上盖芦席，点缀灯彩，在上演唱，谓之‘街戏’。演剧之时，合境老稚男女多往观之，各家多自备高椅或庋板为台以便妇女坐观。拥挤之时，往往毁台倒椅，妇女有至堕钗遗舄者。”其中主要描述了民间戏曲的演唱场景以及它对于民众的巨大吸引力。民间服饰中“文字”所反映的是民俗文化中的戏曲人物传说，其中大多反映的是民间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和民间戏曲故事，他们在民间服饰中主要是通过“文字”刺绣和搭配戏曲人物进行表现。如戏曲人物主要是罗士信、胡金蝉等（图7），叙述故事的有“老杨山夺帅印”、“罗章跪楼”等等。像戏曲人物罗士信，是唐初著名的将领，其军功显赫，果敢勇猛。而胡金蝉亦是民间戏曲中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敢作敢为、为自己的丈夫亦可以不顾生死去拼搏的奇女子，这些在传统民间戏曲中都有精彩的叙述与描写。通过观察与分析，不难发现民间服饰中所反映的民间戏曲，大多颂扬的是民间戏曲里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亲睐的大多是民间戏曲中正面向上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民众对戏曲艺术的喜爱与颂扬。人们把民间戏曲人物形象刺绣到民间服饰上，同时配以“文字”，简练而明确地表达出民间戏曲文化、风俗习惯，传达出人们的真切感情，也反映了民间戏曲文化对百姓的巨大影响。
4、结语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1篇
关键词：江西 民俗体育 现状 发展措施
一、江西民俗体育的现状
江西的民俗传统体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驱崇、禁忌和祈祷为活动目的的节庆中，这些节庆主要包括元宵节、春社、花朝节、寒食、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除夕和元旦等，主要内容有舞龙灯、放风筝、划旱船、荡秋千、踏春、竞龙舟、登高和舞傩等，表现了其自给自足，依靠自然，感恩自然的农耕文化的根本特色。民俗传统体育对于深入了解我省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农耕生活习惯、家族宗教理念和文化心理内涵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如龙舟、舞龙和风筝等几个项目，并未完全挖掘出我省优秀的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精髓。
虽然江西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但是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比，发展和建设的脚步相对缓慢，其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甚很大。以江西永新县的盾牌舞为例，永新盾牌舞是永新县传统的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项目，团队合作精神丰富了其精神内涵，最原始最纯粹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和战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向来就有“不练盾牌舞，不是男子汉”之说，可是当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老艺人的相继去世，盾牌舞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抢救工作危在旦夕。当下在对其传承和整理的时候盲目地把其中的优秀内涵当作封建迷信的内容抛弃，就直接导致现在人们在表演盾牌舞的时候舍弃了习练前的仪式，直接从布阵开始表演，十分钟左右便完成了布阵、对阵、抢阵、破阵和抢花牌。大部分人现在只是从凑热闹和例行公事的角度来旁观或是参与这项活动，人们对于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就失去了原本应由的虔诚与崇拜。
从古代历史来看，正统宗教的繁文缛节让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和接受，而民俗体育活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趣味性且简单易行，比较能让民众接受和适应。随着社会转型的一步步深入，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现立体化的趋势，虽然供人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民俗传统体育中对宗族的崇拜正在削弱，其组织、协调和教育的功能也趋于弱化甚至是消失。现阶段，大多数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都是采取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承方式，由教学者把自己的技术要领和直观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传授给后辈，后辈则机械地模仿到熟练地操作之后就算是掌握了这一门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从总体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来看，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仍处于一种自然的自生自灭的状态。
民俗传统体育面临的另一个发展的瓶颈就是整个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十分不平衡，无论是理论研究、政策支持，还是传承方式、民众参与力度都较为集中在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几个强势项目，如舞龙、龙灯、龙船和花灯等，小众和弱势的项目却显得十分冷僻和孤静。纷繁多样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中，能真正广泛开展、吸引民众注意和取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其实了了，表面繁荣的民俗传统体育现在正不得不面临发展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随着西方体育的强势扩张和侵入，以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游泳运动和拳击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育项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民俗体育，并不断赢得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和参与，民俗体育在这样艰难的生存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其发展也难免靠功利和噱头来吸引民众注意和参与。
二、江西省民俗传统体育发展建言
1.加强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文化自身具有两面性，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让文化处于不停地向前发展之中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是一样。我们应当认识到的是，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是体育全球化，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僵化不变的固有环境便会禁锢住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坚持其原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探讨其正确的发展道路。
首先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建议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迫在眉睫。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爱好者众多，但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尚少，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基层群众文化事业的工作人员、从事编写地方史志的工作人员和高校的学者，而高校学者的比例较少，这也就直接制约了整个研究队伍的内在素质和质量。基层的研究人员受主客观的条件限制，主要进行的是一些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采录和研究工作，或是利用当地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现有成果来为行政和宣传服务，所以缺乏深层次研究的实力和动力。而大学里的在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于文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其他学科，兼顾着研究民俗传统体育，这也继续导致着民俗传统体育研究的不够深入和具体。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挥高校人才的科研作用，提高研究队伍的质量和素质。高校师生是科研的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近年来体育教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加，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迎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平时的学习中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钻研，在论文选题中多关注我省的民俗传统体育，这就加大了产出高质量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也能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另外，岗位培训、带薪培训等方式的发展和普及能够增加民俗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带动发展民俗体育运动的爱好者。
2.开发江西省民俗体育旅游娱乐项目
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丰富，均可以作为优秀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而且形式丰富多彩，独具赣地特色，如果能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对江西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民俗体育旅游行业的产业化发展，深入实地去挖掘和整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旅游资源。江西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民俗性、观赏性、娱乐性特点使其极具旅游潜力而江西各地民风习俗的奇异神秘，赣文化的深醇熏陶，优秀的革命传统，导致了颇有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历史名胜和纪念地，而民俗体育文化就深蕴其中。民俗体育深刻融入老百姓的生活，通常在节庆时开展，集体进行，反映了江西的人民的生活、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对旅游产业而言，这些更添民俗色彩，更富内涵和情趣。江西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潜在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开发，使人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获得高品位的民族体育文化熏陶。以民俗体育旅游为主线全省各城市加强包括游客互送在内的旅游合作以南昌为圆心以九江、上饶、景德镇、吉安、宜春为外圆以井冈山、龙虎山、婺源为品牌打品牌战略形成点、线、网结合的格局。把历史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人文景观旅游和民俗体育旅游精密结合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旅游文化圈。其次，突出民俗体育特色、坚持市场导向。民俗体育旅游的开发要以民俗体育特色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坚持民俗体育项目的特色不动摇积极对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进行新的开发和定位这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根本而坚持市场导向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基础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统一规划、协调开发精品与普通兼顾。
3.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让西方体育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疯狂发展，对民俗传统体育产生的冲击很大，在各个大中小学的学校课程里，西方体育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出现的民俗体育课程。早在2004年就明文要求体育课要适当增加中国武术的内容，以身体教育来体验民俗体育，并促进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和民俗体育精神的弘扬。可是单单是要求体育课增加武术这一项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刘三元先生所说：“弘扬民族文化的误区，最核心的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不是缺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优秀文化的教育。”
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其包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现阶段学校在课程设置中要多利用好民俗传统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正面的教育意义，用民俗事象里表现出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德育教育，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耶是不能被忽视的教育方式。学校如果能够重视民俗传统体育课程的建设并将其利用好，不仅能有助于德育教育的建设，也能够促进学生思想的正确培养，对于整个学校的学风校风具有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在学校中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意义更多时候会以一种隐性的表现形式出现，而这种隐性通过学生表现出来之后必定能够改变当下我省教育相对落后的情况，甚至能推动我省教育教改乃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向前推进。
开设了民俗体育课程的学校要进行科学的管理，更要注重高效率地利用这样的课程，对纷繁的民俗传统体育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梳理和分类，在教学方式上应该做到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方法进行备课和教学。而且不能流于表面，要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和精髓，让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了解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技术原理和悠久历史，让其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感悟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文化精神和独特魅力，让学校民俗体育课程合理发展的同时扩大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队伍。
5.结论
只有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才能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引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让民俗体育的形式与精神更好地传承；而重点扶持开发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旅游娱乐项目能够让拥有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地区的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并壮大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和传承队伍，其次也能形成以民俗传统体育资源为核心的体育旅游产业，为其长久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才能为民俗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和壮大更完善的科研队伍，为其技艺的传承和精神的弘扬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张鲁雅.论民间体育的内涵、外延与作用[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2]郎勇春等.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以江西永新盾牌舞为例[J].体育学刊，2009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2篇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_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_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3篇
论文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这种地域性特征却因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与农村带有极大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农村顽强存在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在农村，血缘关系不仅一直是影响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主流，而且也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不仅使中国农民产生了对于土地的眷恋，而且使血缘关系长期存在，从而使这种关系成为滋生农村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温床。“农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说到底，就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在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幼、尊卑，这种规范扩大到生活细节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礼”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种排除了血缘关系的以行业或者社团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样纷呈的特征。它们同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体现为行业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业民俗文化中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业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业为主要产业而进行发展起来的，行业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对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决定意义。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3]。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一)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产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尽相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三)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农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也不尽相同。农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村民间口耳相传。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身房、游泳馆、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城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民俗，而民俗的产生，主要依赖于语言以及文字，这样就造成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的差异。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4]，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不同阶层的城乡心理差异，比如以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为自豪的乡村道德妇女与追求自身解放为目标的城市现代女性;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乡村术士与追求多极真理的城市知识分子，讲求实用的“下里巴人”与讲求享受的“阳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与无神危机的宗教信仰心理差异;以礼代法与有法无“天”的伦理法制心理差异，都是农村民俗心理与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异[5]。乡村农民基本上仍以体力劳动为主，而城市市民则处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换时期，农民与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别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沟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发展。由于地理技术因素，农村往往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与城市有一个时间差，或者说农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以城市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优先得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机会[6]。再加上乡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缺乏都市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导致离城市越远的山区，其与城市的社会心理差距越大。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一)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7]。同时，相邻的都市圈之间也成为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和连接带，缩小了乡野的空间，促进了城乡民俗的接触与整合。城镇化，尤其是都市化，决定着城乡民俗整合的趋势。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还通过共同的语言、共有的制度、相类的器物、相仿的行为等而得到稳固和加强[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既有分离，又相联系，可以说，相互整合伴随着相互离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导趋向。
(三)“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9]。“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打破城乡的分野，“移风易俗”适应着时空的变化已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10]。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的区别，并融合着城乡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习俗。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
[2]陈建宪.试论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J].1993年第2期.
[3]方川.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
[4]刘纯彬等.论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社会，.
[5]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李文杰.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D].华中师范大学，2006.
[7]华龙.民俗研究[J].上海文艺出版社形成民俗文化出版中心，1994，(04).
[8]王仲明.关于民俗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新疆社科论坛，1998，(03).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4篇
一、过年“接财神”民俗概述
吉林省长春、吉林和图们区域民族众多，但是无论哪个民族，其风俗中都有过年接财神一说。在民间传说中，财神姓赵名公明。他在战争中死后被封为财神，麾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员小神供其使唤调遣。他们的职责都与财有关。传说，一年中仅在正月初五这天走下龙虎玄坛一次，而且很随意，不知道去哪一家，所以大家都在此日凌晨五时起床，出门焚香献牲，鸣放鞭炮，抢在前头迎接他。返家之时，一般摘柏树枝一支，象征财神，带回家中，插在神龛之上，每天焚香膜拜，表示一年常青，财源不断。农历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还有一层含义，即初五（又叫“破五”）之后，年事活动基本结束了，士农工商，一切进入正常的生活，因此“接财神”便成为新一年事业开端的头件大事，表示新一年中财运亨通，前程似锦。这一习俗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不过，在商业发达的地区和民间，迄今仍然流传下来。
二、“接财神”风俗的英译原则和示例
“财神”是中国民众心目中主管钱财的神仙。在西方民众的心里，只有上帝掌管世间万物。所以，在翻译“接财神”民俗之时，译者应该注重中西文化的差异，去寻找与西方文化具有最大关联的认知语境，这样翻译出的作品才能被西方人悦纳。根据“关联理论”的基本原则，笔者的英文翻译示例如下：，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5篇
【关键词】 中国民俗艺术 文化溯源 原始美
1 “2011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的基本情况回顾
开幕式及专题报告
2011年10月15、16日，“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开幕式及专题报告会在北航举行。此次国际论坛的学术主题为：现代性与民俗艺术、中国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民间信仰与民俗艺术、现代教育与民俗艺术等。出席论坛有3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国内及法国、英国、日本的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艺术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俗艺术收藏与研究等方面。
怀校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是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是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依托。研究以及发掘蕴藏其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使命。
在随后的专题报告中，田青、邓启耀、范华（法国）、大田尚作（日本）等与会专家发表了专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现代保护民俗艺术的必要性和难度、以及如何把民俗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教育当中去以及切实贯彻保护民俗艺术的步骤和方法。两天的报告听下来，颇受感动，内心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更为强烈，迫切地希望能够追随专家学者们的脚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去研究各地域的民俗艺术，在即将面临消逝的民俗文化边缘能捡起一些文明的碎片。（图1）
“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图2）
整个的民俗艺术论坛，最令人震撼的当属“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展出的80幅古代绘画和200个古傩面具特别震撼人心，这是颜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在平时细心收集、整理、修复和装裱的一些民俗杰作，这也是颜老师收藏的一批尘封百年的古代祭祀壁画的精品，这些祭祀壁画均为传承下来的工笔画真迹，跨地域范围广阔，包括贵州、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在时间上横贯明清、民国等几个时期。内容多为天、地、水、阳四界古往今来的历史英雄、祖先亲眷、神仙鬼怪、动物与草木精灵，包含巫术、道教、佛教、祖宗神灵信仰和儒家教义等文化与情感内容。
这些古代作品大俗大雅，古滩面具率性、自由奔放、浑厚，各个祭祀壁画又严谨、深沉，堪称传统美术的好范本，画作的精细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颜老师说：“这些作品展示了前人面对神圣美好与他者悉心分享、相互庆贺告慰， 面对天灾人祸自我鼓舞、自我疗救的人情与人性关怀，展示了前人以艺术方式自娱自乐， 以无中生有的卓越想像力彰显浪漫精神， 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敬畏生态自然、超越功利实在、延展生命时空、升华人性意境、提升幸福指标的恢宏态度。”是的，这些至今仍保留着我们祖先的提问的民俗艺术作品，向我们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感情和无尽的想象力。
沅陵县原生态民俗歌舞专题展演
民俗艺术论坛还特邀了湖南沅陵县艺术团于15晚在北航学术交流厅进行了主题为“四季飙歌”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分为“春之声”、“夏之梦”、“秋之喜”、“冬之情”四季篇章。
沅陵的歌舞艺术表演是集沅陵民间歌舞于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有酉水船工号子、盘木号子、打夯号子、车水号子，有精彩腔调的山歌演唱，有诙谐的小调表演，有民间喜庆点子，还有古老习俗之舞《哭嫁歌》等。整个的演出把我们带回到原生态的民间，放纵在山川和大地之间，徜徉在小河和田埂之上，让我们去感受那种来自于原生态的无穷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2 民俗艺术的觉醒对设计艺术文化的影响
当下中国的设计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设计届开始经受日本和欧美设计的影响，模仿、抄袭、嫁接日本和欧美的设计，导致了创新文化意识的匮乏和民族语言的缺失。但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逐渐清醒，民间的元素逐渐被艺术家挖掘，设计业陷入一个茫然的混合发展的状态。
我们现在不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崇拜西方的设计，因为西方的设计是立足在他们的发展基础之上的，根本救不了中国的设计，曾经盲目地学习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心里认同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设计，都不可能从别的国家移植中的来，只能在本民族文化基因和艺术精神的繁衍下成长，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因为这些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源泉，才是艺术长期发展的基本沃土。一个设计师如果没有本民俗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沉淀，那么他所节后的设计文化只能说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表面的文化，这种嫁接的“无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昙花一现。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6篇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民俗文化问题分析论文 第17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