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1篇
对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正确认识文献记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且把长安局部的研究细致到一砖一瓦。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已经从有关考古发掘的报告中，重新认识了唐长安城的地基、坊里的基本情况[9]，大明宫及其内部含元殿、麟德殿的建筑布局在逐步澄清[10]，长安城明德门、含光门的基址有助于推测其壮观[11]，大寺院如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也部分揭露出来[12]，还有西市遗址、何家村宝藏以及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处的发掘[13]，都为长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2篇
有关长安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残本和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清人徐松以《长安志》为基础，参照其他相关文献，撰成《唐两京城坊考》，成为近人研究长安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近代以来，学者们在《两京新记》的校订、辑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并且遵循着徐松的做法，发掘古籍文献记载、考古调查成果以及新出碑志资料，对长安宫室建筑、坊里住宅都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考订[3]。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3篇
前人已经总结出长安城内坊里“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征，妹尾达彦先生对于唐朝官人从西街向东街的迁徙走向做过详细的研究，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其城内范围之广阔，其与城外别墅、山林、寺院的广泛联系，构成长安城内外的不同区域特色，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长安城内城外这些不同区域的特点，将会使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长安社会的一些细部，同时也可以揭示出长安社会的一些变化情形。由于吐鲁番文书中幸存下来唐朝前期新昌坊当铺的文书，对比唐后期文人官僚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唐代前后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变化[22]。而条理分析终南山与长安城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看到长安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23]。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4篇
因为自从《两京新记》以来，有关长安坊里的专书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必然影响到研究者对长安的理解，使得人们常常更多地考虑南北坊里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与东西相邻坊里的联系。其实，由于长安北面是皇宫禁苑，虽然有南墙上的三座门通向城南广阔的天地，通向终南山，乃至巴蜀湘江。但从社会生活、东西交通等诸多角度来说，从金光门到春明门和从延平门到延兴门的两条大街，对于长安的意义更加重要。即使北面被皇城隔断的部分，东西的关联也大于南北，如《两京新记》记辅兴坊金仙、玉真二女观称：“此二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车马往来，寔为繁会。而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东西南北的道路，把一些里坊从空间上联系起来，使得坊和坊之间的一些建筑物得以归入一组，而坊里之间一些人物的交流情景也就浮现出来，这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写照[16]。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5篇
过去研究发生在首都长安的政治事件的论著，很少注意事情发生的地点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所处的地理位置，陈寅恪先生曾强调玄武门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高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性，是关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实，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唐朝前期历次宫廷革命，皇帝和争夺皇位的双方所处的地点，都是取胜与否的重要因素[17]。而仔细分析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各方所居住的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韦集团成员，是泾渭分明地分别住在宫城和皇城东西的大坊中的[18]。而唐玄宗以后不再发生皇子争夺_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长安城东北角的十六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关系[19]。
唐朝中央的职官设置和运作，更是与相关职官的衙署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元时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天宝以后诸帝转移到大明宫起居，都对唐朝中央官僚体制和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20]，其中内侍省从太极宫掖庭西南角隅之地，迁徙到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唐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21]。从政治人物的活动地点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唐朝政治史的演进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6篇
对于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域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到长安城周边的环境变迁、自然山河对城市的影响、长安与各地的交通路线，小到坊里名称的变化，宫室、寺院或住宅的位置所在，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14]。
然而，相对于长安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对于它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方面也不够广泛。特别是多年来的长安研究，主要局限在历史地理、考古、都城建筑等学科范围，而没有和长安丰富的历史内涵结合起来。
笔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数据，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关于其家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15]。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惊叹于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
为了追寻长安昔日的辉煌，笔者组织了《两京新记》读书班，希望借助这部开元十年的著作，部分复原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等方面。
长安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读书班更加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视角。
长安历史文化论文 第7篇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