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1篇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2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3篇
关键词：案例教学；保险学；应用
一、有关案例教学法的剖析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一些真实的、典型的实例讲解、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掌握有关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其最早的雏形出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1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和法学院才真正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使用，后又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界。目前案例教学法已成为一种风靡全球、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在国内该教学法也逐渐被广大教师所接受，广泛地应用于很多课程授课中，如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公关文秘、法律等，并被列入了很多高校的教学改革计划之中。案例教学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案例教学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本身的一种完善，是人从不完善走向文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将学生看作是学习的主体，激发学获取知识、掌握技能、提高思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积极性发挥得好，教学效果就好；发挥得不好，教学效果就差。那么，如何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呢？首先要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在教学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适当的教学法，例如用案例引路，用事实传道、授业、解惑，教学收益会比较高。比如在保险学的授课过程中讲到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从而使学生于实例中切实感受到保险学教学不仅是课程学习的需要，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样一来，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二）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接受了教师的知识传承之后，能够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教学的基本目的之一，尤其是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而言。保险学是金融及保险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高职高专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基本经营管理方法，是一门集方针与业务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的应用课程。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运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的。而且，单纯的讲授使学生的大脑始终处于单调而紧张的状态，容易产生枯燥感，更谈不上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高。而通过实施案例教学法，学生会在教师的指引下充分调动大脑去思考，一方面要阐述和讨论自己的分析判断，同时又要倾听他人的意见。这就给学生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进行思维创造的机会，改变了单纯进行保险条款讲解的枯燥感和抽象感，将保险原理还原到实际生活中去。
（三）案例教学法可以及时反馈信息，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案例教学是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多向信息交流方式，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单向传递信息的方式，使学与教都处于教师、学生及案例所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之中。在案例教学中，学生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深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学生在案例分析中提出的多角度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督促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考虑问题更全面、更细致。
二、案例教学法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应用心得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和人才价值观念日益发生着变化，用人单位选择人才时更看重应聘者的实践经验及技术应用能力。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主要以培养社会建设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致力于高职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高职教育中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意义尤其重大。就保险学这门课程的教学而言，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保险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学生接受的角度来讲，如果教师只是介绍抽象出来的理论和既定的保险条款，而不是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会给人枯燥空泛的感觉，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角度看，案例教学是学生了解现实问题的重要媒介，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促进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能与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相结合，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要想使案例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事情:
（一）案例选择要适当。案例是案例教学的核心，案例的选编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关键点。一般来说，选择案例要考虑案例的典型性、真实性和分析价值等要求。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应当是学生已经学过或即将学习的知识，这样才能保证案例教学的顺利进行，才能使学生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比如在保险学的教学过程中保险合同是该课程研究的重点，涉及大量重要的基础概念，并且保险合同内容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讲授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先是给学生提供一些已经填写好的保险合同（有规范的，也有不规范的），然后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自己是一个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人，在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提出他们的见解后，再引入话题:这个考虑过程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因为保险双方当事人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签订合同时所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份保险合同包括的内容很多，有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等。那么这些内容又包含了许多小的方面，这也正是保险合同这章所要学习的内容。这样一来，学生对于该次课的学习兴趣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高了。
（二）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关系。案例教学不是孤立存在的，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而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保险学不是完全的实验课，它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进行实务性的学习。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一章时，有这样一个案例:张某将其汽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后该车坠崖落水。事故发生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经过现场查勘，按推定全损理赔。张某看到采购货物的现金还在车内，就将残车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王某，双方约定：由王某负责打捞残车，车内现金归张某，残车归王某。残车被打捞起来后张某和王某按约行事。保险公司知悉后，认为张某未经保险公司允许擅自处理此残车是违法的，遂成纠纷。对于这个案例而言，一定是在相关概念都讲授完备的基础上，再组织案例分析。如果学生连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推定全损、损失补偿原则的基本要求、物上代位的含义等都不理解的话，就很难对该案例作出一个合理的全面的判断。成功的案例教学是在讲解基本理论时，结合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明确地认识案例所涉及的知识点，把生动的案例与理论知识融为一体，巩固学生学习的基本原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样的案例教学实施方式。案例教学的实施方式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课堂讨论法和讲解分析法等。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章节采用不同的方法。如在讲授“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一章时，由于该章主要是关于财产保险的险种介绍，实务性较强，所以主要采用课堂讨论、保单分析等形式授课，即在学完各类条款内容后，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参考老师给出的案例资料，开展课堂讨论，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在讲授“保险的基本原则”一章时，由于该章内容是保险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涉及大量重要的基础概念，要学生一下子通过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对实际问题作出准确回答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采用讲解分析的方法。讲到一种保险原则时，先把该原则的含义、基本内容、需注意的关键点讲解清楚，然后引入相应的案例。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除讲清案例的背景、经过、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以外，教师也可以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一些讨论。在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也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克服怕羞、怕说错的心理，师生共同打造既严肃又活泼的学习氛围。
三、关于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思索
案例教学法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在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案例教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一）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在不同的案例教学实施方式中，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使用讲解分析法时，老师处于主导地位；而在课堂讨论法中，老师要把表演的舞台尽可能的放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既要善于引导学生，又要注意倾听学生的发言，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避免出现“冷场”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话题范围不要过于宽泛，使课堂讨论始终围绕案例进行，以促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深化。
（二）若使案例教学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师充分的课前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具要准备案例，又要运用理论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理解，有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去。就保险学这门课程而言，就是要求任课教师要尽可能多地接触一些保险业务实例。保险纠纷的处理很多情况下是涉及到法律的应用的，如果老师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都不能准确掌握的话，那么在组织案例教学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误区。
总而言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国外大学的财经类专业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我们应借鉴先进的经验，加大保险学案例教学的比重，提倡互动式案例教学，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先强，童本立.高等财经教育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国义.保险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4篇
按病种付费
这是临床疾病诊断与定额相匹配的一种保险支付方式。医保机构根据一定的数据将相对单纯的病种进行定额支付，超出定额部分由医疗机构自己承担。然而从近几年的单病种结算情况来看，医疗机构略有亏损。优点:患者结算简单，出资费用少，满意度高。医保机构结算方便。定额的费用可以促使医疗机构的主动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增强成本意识，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探索合理经济的治疗方法，同时确保了治疗的有效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缺点:由于现有疾病分类还不是完全科学，没有把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严重程度全部考虑进去。由于治疗产生的费用与规定额度差距过大，故医疗机构通常使用转科记账和少记项目等方法降低总费用，不利于此类疾病新技术的开展。
单项定额付费
当前，居民收入不断升高，对卫生优质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医保机构采用单项定额付费主要是针对一次性高质耗材的定额，患者可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选用较高价格的材料，对超出基本医疗范围的费用自己承担。优点:此方式既可保证基本治疗的需要，又可满足少数人对优质材料的需求。在满足少数人对特需医疗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基金用于基本医疗的治疗。缺点:提高了医疗卫生的总费用，也提高了医保患者的人均自费率。
少儿单病种付费(限两种特殊病种)
是指治疗周期与年限封顶线相结合的保险支付方式。优点:保证患儿得到及时治疗，减轻家长经济负担。缺点:治疗周期长，需跨年度结算。
2DRGs对保险支付方式的影响
DRGs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提出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Groups)的概念。它以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诊断、住院天数、手术情况、合并症和并发症等因素为依据来制定标准费用。DRGs能够与临床路径很好结合，有效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可以促进临床进行有效诊断，节约医疗费用。DRGs以病种分组付费的方式，有效地确定了费用的上限。督促医疗机构进行合理治疗、合理检查。
3DRGs的现实困境和思考建议
DRGs在我国已开始试运用，但存在困境如下:在技术上，诊疗收费标准难以制定，源于当前我国不够完善的治疗路径和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使得正向的诊断分类难以精确。临床操作难以完成成本核算。在管理上，笔者建议如下:
①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共享信息系统平台;
②使用全国统一的疾病诊断分类标准(ICD—10)系统;
③物价体系跟进医学新技术的发展;
④强有力的措施，保证DRGS的实施。
4医保政策引领参保人员的就医趋势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5篇
现行《保险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_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虽然本案被提起诉讼时，现行《保险法》已经施行，可是本案争议所涉及的保险合同成立于2007年7月，为现行《保险法》施行之前；本案争议所涉及的保险事故发生于2008年1月，为现行《保险法》施行之前。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本案应当适用修订之前的《保险法》，即《_保险法（2002年10月28日修正）》（以下简称“2002年《保险法》”）。
二、被告对仓储货物承担的是责任保险还是财产保险
（一）责任保险的概念、功能、标的
按照2002年《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被保险人因为履行损害赔偿责任所受利益丧失或者损害，实现被保险人自身损害的填补，而且可以保护被保险人的致害行为的直接受害人，使受害人可以获得及时赔偿。责任保险一定程度上保障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从而具有特殊的安定社会的效能。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一般而言，法律上的责任产生于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等。因此，第一，责任保险合同一般将自然灾害约定为除外责任；第二，因为被保险人的承诺或要约而对第三人增加的赔偿责任，属于除外责任。
（二）财产保险的概念、功能、标的
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在理论上，财产保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产保险泛指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其保险标的既包括有形财产，如汽车、房屋等；也包括无形财产，如知识产权；还包括财产权利，如债权。狭义的财产保险仅指以有形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现行《保险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可见，现行《保险法》所称财产保险是指广义的财产保险。对狭义的财产保险，《保险法》将其称为财产损失保险。
（三）本案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还是财产保险
本案中，如果被告对仓储货物承担的是责任保险的话，那么被告可以免责而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如果被告对仓储货物承担的是财产保险的话，则不受上述责任险的限制，被告需要承担保险责任。笔者认为，对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第一，本案保险险种名为财产一切险，而非责任险。第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合同一般将自然灾害约定为除外责任。而本案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条款明确约定，被保险财产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由此可见，该约定的内容明显不属于责任保险范畴。第三，本案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重大过失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以及被保险人的亲友或雇员的偷窃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显然，该约定内容也不具有责任保险的性质目的。综上，笔者认为被告对仓储货物承担的是财产保险而非责任保险。
三、原告在本案保险合同签订后，与第三人的约定是否增加被告的承保风险
对此问题，被告作如下主张，即被告作为责任险的保险人不承保法定赔偿责任之外的责任风险，除非原告在投保时明确提出该请求并经被告确认同意承保。但法院认为，这个约定并没有增加被告的承保风险，故对被告的抗辩事由不予认可。笔者认为，首先，被告主张的前提不对，即被告不是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而是财产保险的保险人。另外，原告和被告签订保险合同的责任范围明确为：“被保险财产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除特别指明除外的原因以外）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被告按照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其中自然灾害指雷电、飓风、台风、龙卷风、风暴、暴雨、洪水、水灾、冻灾、冰雹、地崩、雪崩、火山爆发、地面下陷下沉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各方当事人对于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雪灾，属于不可抗力无争议。因此保险事故属于被告的承保范围。《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这条规定，储存期间保管人没有因为保管不善而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在本案保险合同签订后与第三人签订的《仓储管理合同》中，约定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货物损失，原告同意先行赔付。笔者认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因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失本身属于被告的承保范围，所以原告与第三人作出不可抗力先行赔付的约定没有增加被告的承保风险。
四、原告要否告知被告与第三人的特殊约定
法院以原告未告知被告这一特殊约定为由，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赔偿之诉请不予支持。由此可见，法院的立场是认为原告应该进行告知，但判决中却未能说明其法律依据。按照2002年《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承担法定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事实，被保险人应当将该事实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决定解除保险合同或者增收保险费。被保险人承担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性质上为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但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其已知晓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为必要条件。如上所述，因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失本属于被告的承保范围，原告与第三人作出不可抗力先行赔付的约定，并没有增加被告的承保风险。换言之，这个约定没有引起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因此，原告不需要告知被告自己与第三人的特殊约定。笔者认为，法院以原告未告知被告这一特殊约定为由，否定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赔偿之诉请有失偏颇。
五、原告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对此问题，被告主张，本案受损财产并非原告所有，只能享有责任保险利益，而不享有财产所有人的保险利益。可是，法院认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非如被告所理解的仅限法定利益，还应包括合同约定利益。因此，法院判断原告具有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原则
1．概念、起源按照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现行《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与2002年《保险法》相比，现行《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主体由单一的投保人扩展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历史上，保险曾经被广泛运用于。因此英国国会于1746年制定了作为法律规则的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据此得以确立并日趋发展成熟。在美国，保险利益原则最早是由法官提出的，其后才有一些州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但是，由于立法中采用的诸如“合法”“实质性”等术语在法律中没有定义，人们依然普遍将美国式的保险利益原则视为“由法官解释”的原则，而不是“法定原则”。
2．功能时至今日，保险利益原则为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所普遍采纳。一般认为，坚持保险利益原则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目的：其一在于防止保险变为的工具；其二在于防止道德风险。现实情形是，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呈现“有限合法化”的趋势，因此当前保险利益原则的核心功能在于防止道德风险。除上述两项功能以外，中国国内学者还普遍认为，坚持保险利益原则可以限定赔偿范围。3．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现行《保险法》删除了上述规定，由此在财产保险的范畴内，保险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被割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即便对保险标的均不具有保险利益，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至多是被保险人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明确合同效力，尽量使财产受到保险保障。
（二）保险利益的认定
1．保险利益的类型虽然《保险法》没有采取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种类，但一些地方法院积极探索保险利益的规范方式，并通过指导意见或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规定。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第十三条规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应具备合法、确定和可用货币衡量三个条件。保险标的不合法，不当然导致保险利益不合法。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可分为财产上的既有利益、基于现有利益而产生的期待利益、责任利益等三类。财产保险上的既有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享有的现存利益。既有利益不以所有权利益为限，主要包括：
（1）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拥有的利益；
（2）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对抵押、出质、留置的财产拥有的利益（但债权人对债务人没有设定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的其他财产则不应认定有保险利益）；
（3）合法占有人对其占有的财产拥有的利益；
（4）财产经营管理人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拥有的利益……”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11〕44号）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存在下列情形的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1）对保险标的享有物权；
（2）对保险标的享有债权；
（3）保险标的系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4）对保险标的享有其他合法权益。”保险法学界大致认同上述分类，并且将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细化为物权、占有、债权、法律责任、股权。除上述公认的几类保险利益之外，还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人权益等皆可导致保险利益的存在。
2．保险利益范围的扩大从历史来看，保险制度从海上保险发展到陆上保险，从财产保险发展到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范围逐渐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如上所述，现行《保险法》扩大了保险利益的主体，割裂了保险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这些变化，无不说明在扩大保险利益范围上，与2002年《保险法》相比，新法有了质的飞跃，也更能体现其与国际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的特质。与此同时，保险理论界的变化也值得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保险制度除填补损失外，还有不容忽视的社会管理功能。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险利益的范围应该是发展的、动态的、变化的。更有一些业界人士对于同一保险标的上是否可以存在不同的保险利益展开讨论。实践中，借用人、租用人、保管人、承运人等非所有权人是否可以基于自己的法律地位或者利益关系享有保险利益，根据不同的学说也有不同的结论。2013年5月6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_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最高院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财产保险中，不同的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于保险利益适用范围的扩大已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笔者认为，保险是实现经济互助共同体抵御和防范危险的一种工具，而分散危险和消化损失遂成为保险的基本功能或目的，也是其本质特征。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人们无法预测危险何时发生，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保险行业与时俱进和不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限制保险利益范围必然会阻碍保险业的发展。显然，最高院司法解释二作出的扩大保险利益适用范围之举，颇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3．保险利益的认定世界上一切交易规则的目的均在于追求交易的公平，保险亦不能例外。但是，鉴于保险的目的在于转移风险的特殊性以及风险对于交易双方的有害性，“公平”在保险的范畴内衍生出了独特的规制与要求。2009年《保险法》修订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比如，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约束保险人抗辩权；规范格式条款，防止保险销售误导；明确规范保险人理赔程序和时限等等均体现了这一理念。笔者认为，法院在认定被保险人对于财产保险之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时候，也应当以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目的，尽量作宽泛的认定。唯有如此，在当今保险利益的构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下，才能更好地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6篇
我国巨灾保险法与《保险法》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进行巨灾保险专项立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其与《保险法》的规范协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国巨灾保险得以有效展开，实现长足发展。
一、我国巨灾保险法与《保险法》规范协同的意义
1995年，我国颁布了《_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20xx年对之进行了最新的修订完善。但《保险法》属于规范商业保险的法律制度，对属于政策性保险的巨灾保险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传统保险理论认为，巨灾风险在传统保险业务中属于不可保范围，所以大多数公司把巨灾(如地震灾害等)规定为保险合同赔付的除外责任，这导致了现实的巨灾风险无法通过保险实现有效转移，即巨灾发生后传统保险无法充当有效的“减灾器”。人权保障的国家义务，以及我国巨灾频发的现状，使得我国亟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笔者以为，通过巨灾保险法对巨灾保险涉及的承保机构、投保人等进行规定。而巨灾保险是保险的一个特殊情况，其与传统保险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故在构建巨灾保险法时必然涉及到原《保险法》中的许多方面，因此在巨灾保险法设计之初就需要对其与《保险法》的规范协同问题进行充分考量。
二、我国巨灾保险法与《保险法》的规范协同处理
在巨灾保险制度的具体建立上，巨灾保险法可以在很多方面对现行《保险法》加以借鉴，特别是在参保方式、保险机构的建立、相关法律责任认定以及保险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
(一)参保方式的选择
纵观世界各国，巨灾保险的投保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愿投保，即投保人自愿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国家不对该类险种进行干预。我国《保险法》中的商业保险属于这种方式:第二种是作为普通财产保险的强制附加险，即将巨灾保险与普通财产保险绑定，在购买普通财产保险的签订下对其进行强制购买:第三种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强制巨灾险，该特定人群一般是指处于某种灾害多发、频繁区域的居民。巨灾保险投保方式的选择是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构建的一个必经选项，无论我国巨灾保险是选择现行《保险法》中己有的自愿保险方式，还是选择强制保险方式，抑或在我国未来的《巨灾保险法》中创新一种新型参保方式，现行《保险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巨灾保险参保方式的构建提供一种基本运行模式的参考，这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巨灾保险的参保方式奠定一定的智力基础与技术支撑。
(二)保险机构的建立
保险机构如何设置，也是我国巨灾保险立法也是不可回避一个的问题。在保险机构的设置问题上，目前学界大致出现三种意见:一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二是政府管理:三是成立专门的巨灾保险组织。笔者以为，巨灾保险的保险机构在设立条件、设立程序以及运营规则上可以与现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协同，再根据巨灾保险机构的特征对其设立、营运做出特殊规定，形成完善、有效的保险机构建立机制。
(三)相关法律责任
任何一部规范性法律制度都不可缺少权利、义务、责任三要素。如果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就无法保证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的履行。笔者以为，巨灾保险法作为一部规范性法律，其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其法律责任的规定仍需建立在现行《保险法》的相关法律责任内容之上，进言之，其对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就需要依附于现行《保险法》中的相关内容，再加上巨灾保险特质涉及到的新的法律责任内容，才能实现法律责任的全面、整合的覆盖。
(四)保险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在立法原则上，我国巨灾保险法可以借鉴《保险法》中适合巨灾保险的那一部分内容，例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业务专营原则和本国投保原则，等等。同时，根据巨灾保险的特征，巨灾保险立法在保险原则上还应着重体现以下几个特有的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巨灾保险不仅具有经济补偿功能，还具有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功能，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保障灾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恢复灾区正常生产，安定灾民的基本生活，使人民群众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后能尽快恢复平静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速效进行灾后重建。
2.政府为主，商业公司为辅原则。巨灾风险具有风险大、发生频率低、受灾损失巨大的特征，仅靠保险公司很难承受风险，且巨灾风险对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造成的巨大威胁决定政府在巨灾保险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市场化手段以商业巨灾保险对巨灾风险进行适度的分担。例如地震险等，应在政府主导下完善各种工程减损设施建设，制定建筑物抗震建设标准并监督其得到有效实施:对民众进行灾害预防与自救的宣传，加强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的普及，提高民众对地震保险的投保意识，采取这样的复合型管理与救济方式可以有效分散地震保险风险，最终促使该业务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3.不盈利、广覆盖原则。巨灾保险的开展是以全面防灾救灾为目的，而不应以传统商业盈利为目标。纵观巨灾保险开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即使是以商业经营为主的国家，亦是将巨灾保险定位为非盈利性的救济险种，故而在我国巨灾保险法构建过程中，应将非盈利、广覆盖原则作为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7篇
关键词：复保险，构成，适用范围，法律效力
复保险（doubleinsurance）又称重复保险，是相对于单保险（simpleinsurance）而言的，通常是指要保人以同一标的、同一利益、同一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_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40条对复保险作了规定。由于复保险制度既关涉到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特性-损失填补原则（PrincipleofIndemnity），又与公平合理地界定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针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复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保险制度的运作和保险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复保险的立法意旨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由此可见规范调整复保险对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性。关于规制复保险关系的立法意旨，举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其一，防止超额保险。损失填补是保险的重要特性，通过填补被保险人或要保人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消化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社会的目的。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特曾指出：“补偿（Indemnity）是‘掌握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法所应用的每一规则的真正基础是：火险或水险保单内所包含的保险合同是一种补偿合同，仅此而已。要是有人提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它要么阻碍被保险人获得足额补偿，要么给予被保险人超过其应获得的全部金额的补偿。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①可见，超额保险与保险制度“无损失无保险”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保险实务中，一些要保人为规避法律对恶意超额保险效力的否定性评价，②放弃向同一保险人超额投保而变相地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从而达到超额保险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法律对此类恶意复保险的应对之策将是否定性的评价。
其二，避免不当得利。正如上文所述，保险的目的在于消化危险于无形、分摊损失于大众，其基本理念应为填补损失，而非使人获利，要保人就同一危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倘若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从数个保险人处皆能得到补偿，那么保险不仅填补了实际损失本身，还将使其获得额外的利益。如此，无异于鼓励要保人故意重复投保，甚至使保险金额之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以期获取非法利益。保险立法为使保险制度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对复保险加以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制止道德危险。道德危险（moralhazard），“指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其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扩大之私愿。”③此种道德危险如酝酿日久，必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而使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之付诸实践，其最终的结果无疑将使灾害横行，人人自危，保险制度本身亦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保险所承保之危险（risk）虽不必均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但绝不可基于故意行为（因履行道德上的义务除外）而引发。因为保险旨在消灾，而非使灾害增多。如果任凭复保险恣意妄为，那么，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铤而走险”的情形甚而会成为常态，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为控制道德危险，保障保险制度本身，有效调整复保险关系，其意义殊非小可。
其四，增强安全保障。以上三者皆为从保障保险制度本身及维护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体现的立法旨趣。除此之外，复保险制度尚具有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功能-增强安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立法上对复保险的评价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区别地进行调整，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在存在复保险的情况下，要保人可能是善意，也可能纯粹是出于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考虑，而非意图谋利，故区分善意复保险与恶意复保险而为不同的处分，应是必要且可能的。再者，如出现保险人破产或偿付能力下降之情事，合理设置复保险的效力，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则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保险人资力不足所承担的风险，达到填补损失的目的，使其利益不至于落空，从而增强保险对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安全保障。
二、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保险法》第40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5条规定：“复保险，谓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的行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复保险的界定完全相同。据此，复保险的成立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保险标的同一；（2）保险利益同一；（3）保险事故同一；（4）两个以上的保险人；（5）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那么，如此厘定复保险的构成要件是否已经穷尽？或者说，除此之外，复保险的成立还须具备其他要素吗？笔者认为，《保险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存有明显的不完备之处。
何为复保险？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与此种状况相对应，学理上对复保险的构成亦莫衷一是，仁智互见。总体而言，对复保险的认定，可分为狭义论和广义论两类。狭义论者认为，所谓复保险，是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行为。立法上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持狭义复保险论的学者亦不在少数。④广义复保险论者则指出，要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均成其为复保险，而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保险标的的价值则在所不问。从《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考察，显系采广义复保险的立法定义。⑤从立法例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所调整的复保险关系同样应纳入到广义复保险的范畴中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郑玉波先生为广义复保险论的代表。⑥
笔者认为，广义复保险论不仅不符合复保险制度的立法意旨，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基于此，复保险的构成除须具备《保险法》第40条所规定之要件外，尚须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始成立复保险，并非一有重复投保即可当然适用复保险的规定。质言之，重复投保绝非必然构成复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如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额未超过
保险标的之价值，则无引发道德危险之顾虑及获取不法利益之可能，那么，自无从法律上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其次，在此情形下，要保人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一则可分散危险，二则可增强安全保障，此恰恰与保险的基本理念相吻合，亦不会危及保险制度本身的生存。再者，诚如持广义复保险观点的施文森先生所说：“在此情形，仅有复保险之形式，而无复保险之实质，因此，在法律上不影响其效力”，⑦即构成名不符实之“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有效。最后，倘若数个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保险合同并存，⑧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之危险承担比例分担责任。⑨
设甲公司以其所有设备（价值为10万元），向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1月1日至6月30日。随后，甲又以同一设备向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此时，甲公司的行为构成复保险吗？按照《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判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这一结论显然经不住推敲。因为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既不重合亦无交叉，乙丙分别于不同的保险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在这两段时期间，分别只有一份保险合同存在，当无构成复保险之余地。既不存在超额保险，自无引发道德危险、谋取不法利益之疑虑。要保人甲所获取的仅仅是不同保险期间内的安全保障而已，这也正是保险功能得以发挥的体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复保险的构成必须具备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此一要件。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损失填补原则下，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实际损失，而实际损失之数额，须待至损失发生时（atthetimeofloss）始能确定。因此，是否构成复保险，其判断时点，应以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为准，而与保险合同订立之时点无关。以此来解释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其意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合同均在有效期间内。
申言之，构成复保险，上述七个要件不可或缺。据此，笔者对复保险作如下表述：复保险系指同一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基于同一保险利益，就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数个合同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且其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的行为。
三、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保险的种类繁多，复保险制度是否对于任一险种均可适用？对此，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各种保险均可以适用复保险制度。⑩邹海林先生亦认为，基于广义复保险的理念，复保险制度并非财产保险的专有制度，人身保险也可以发生复保险的情形。⑾学者通说则采二分法，认为财产保险应受复保险之限制，而人身保险则无复保险之适用。⑿从德、意、日、韩、中国及澳门地区的立法来看，均将复保险制度编制于财产保险（损失保险）章节中，此种立法体例与二分法论者的观点相接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主张中，以后者较为妥适。一者，复保险制度乃源于损失填补原则，故必属损失填补之保险险种，才有适用复保险的余地。二者，《保险法》中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均系人身上利益，而不承认经济上利益，基于人身无价的理念，其价值可以无限大，故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三者，以人身上利益作为保险利益，导致人身保险基本可归入到定额给付保险的范畴中去，而与损失填补无关。再者，既然复保险之于人身保险无防止超额保险、避免不当得利的实益，若使之适用于人身保险，将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最后，对于医疗费用保险（）的给付，可以采用定额给付方式，也可以采补偿方式。采补偿方式的医疗费用保险，从形式上看貌似人身保险，但实质上属于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保险人给付的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费用，故对此种医疗费用保险应有复保险制度的适用空间。
同时，对复保险适用于财产保险而不涉及人身保险的论点，又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从《保险法》第52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的厘定来看，我国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建立在身份利益基础之上，同时允许源于信赖关系（同意原则）的保险利益存在，而并未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延伸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立法之初尚不存在这样的必要与可能，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立法将商业保险以保险标的为标准划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两大类相关联。此种划分恰恰忽视了在人身保险中亦有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从而不仅未能考虑到不同类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性质的差异，且在实务上易滋生法律适用的困惑。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将面对激烈的竞争，为推广和发展人身保险业务，笔者建议我国保险立法应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基础扩及于经济上的利益，使损失填补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有其合理定位。一如上文所述，将商业保险区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弊端明显，而从保险本质出发，将其划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已为多数保险立法例及学说所采信。故建议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舍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分类，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的区分。如此，不仅可以使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能合理地界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能科学地廓清复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四、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危险、填补损失，而不在于使人获利。复保险的存在，则可能使被保险人获得较实际损失为多的保险金，从而违反了保险法禁止不当得利的意旨。因而，凭藉通知义务，令要保人将复保险的事实通知各保险人，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各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在复保险中，对要保人课以通知义务，已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纳。《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参考各立法例，可以发现，关于复保险要保人的通知事项，各国规定有所不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标明与其订立保险的保险人，并告知保险金额。《韩国商法》第672条2款规定，要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第1款则规定，要保人“应将已有其他保险合同一事通知各保险人”。笔者认为，上述立法例除《韩国商法》的规定以外，均显得失之简略。例如，保险期间是判断是否构成复保险不可缺少的要素，且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如保险人对存有几份有效的保险合同尚不知晓，便无法确定赔付比例，更遑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可见，保险期间应纳入到通知事项之中。反观《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要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则显得抽象、宽泛。但正是因为这一宽泛的规定，使它本身可以做到“海纳百川”。有学者从解释上认为，要保人履行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将复保险合同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⒁对此，笔者亦表赞同。
关于复保险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立法少有明文规定。《保险法》亦未见通知方式的特别要求。那么，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以口头通知为已足，但是，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须以书面方式通知者，则从其约定。须指出的是，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应主动向各保险人为通知，而无须保险人询问。复保险的通知与《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并不相同，故不能依照告知义务的询问主义的立法模式。此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复保险、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复保险以及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复保险，要保人不必通知保险人。⒂
《保险法》第40条第1款规定要保人须履行复保险通知义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的条文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此一来，便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要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甚而至于，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因为保险人不知晓复保险的存在而获得不当得利，要保人何乐而不为？《保险法》所设定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要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可否适用或准用《保险法》第16条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要保人违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依照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欠妥。首先，复保险与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不同。复保险制度源自损失填补原则；而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根据，依通说为危险测定说（或称技术说）。⒄其次，两者的立法意旨不同。关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言；而告知义务的立法意旨则在于确定和控制保险危险的程度，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应收取的保险费的多少。再者，从已有的立法例来看，它们对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和违反告知义务设置了相异的法律后果。譬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不为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而依其第64条之规定，要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赋予保险人以合同解除权。
追根溯源，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保险法》“对于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⒅而是笼统地规定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带来的弊端上文已经指明，而且，如此设置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其本身亦不合理。为解决这一立法缺漏，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针对要保人的主观心态，将其明确区分为善意与恶意，从而在法律上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使复保险通知义务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五、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对复保险法律效力的设置，应区分要保人的主观心理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样态，而为不同的法律评价。
所谓恶意，系指要保人于订约之际，意图谋取不当得利，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知悉复保险的存在而不为通知，或故意为虚假通知。对于恶意复保险，由于要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无效。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要保人意图借由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以该意图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恶意懈怠，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澳门商法典》及《韩国商法》亦有类似规定。⒆建议修正《保险法》关于复保险法律效力的笼统规定，使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如此，不仅可以厘清复保险的效力，而且可以使复保险
通知义务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而不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所谓善意，指要保人因估计错误，或者因保险标的价格下跌，使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且立即向各保险人通知复保险的有关情况。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各国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约有三种：
1.优先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日本），将复保险分为同时复保险与异时复保险。对前者，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彼此不承担连带责任；对后者，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负担保险金，后订立的保险合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部分无效，即后保险人只对不足部分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不难发现，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前保险人的赔付而减轻，这对各保险人之间责任的处理有失公平；倘若前保险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则对被保险人不利。故此种立法模式不足采信。
2.比例分担主义。在此种立法模式下，不论构成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法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及瑞士《保险契约法》作此规定。其中，瑞士《保险契约法》第53条及第70条又规定，各保险人中如有一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分担额由其他保险人按上述比例分担。⒇此种立法例，除瑞士《保险契约法》外，均不能避免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所造成的缺憾，且被保险人须分别向各保险人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颇为不便。
3.连带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则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负连带责任。保险人于给付保险金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此种立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周全，虽要保人仍须向各保险人负担全部保险费，但不致陷入获取保险金困难的窘境，亦符合其增强安全保障的初衷。但须注意的是，当发生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他保险人所负责任较重，这个问题的存在是现实的。但是，此种立法主义符合“优先保护要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趋势，又不存在优先赔偿主义及比例分担主义的弊端，可资借鉴。（21）
《保险法》第40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保险法》对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采比例分担主义的立法对策。这样，不仅不便于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行使，且存在被保险人无法获取全部补偿的可能性。换言之，当复保险的保险人中有一人以上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导致给付不能时，由于各保险人所应负担的比例是固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因为某一保险人给付不能而不能获取保险金，又无法转由其他有给付能力的保险人补偿。笔者认为，为解决此一问题，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技术，使各保险人的外部关系采连带责任，而各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则按连带责任的内部求偿权处理，其求偿额度按各自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具体可规定为：善意复保险，各保险人在其所保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赔偿的义务。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依照各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享有向其他保险人追偿的权利。如此，既可使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向任一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而不必分别向各保险人一一请求，减轻被保险人的成本支出和诉累，又可对于发生给付不能的保险人所无力支付的保险金，由其他保险人在其所承保限度内支付，被保险人避免或减轻了因保险人给付不能所承担的风险，还可平衡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
注释：
①转引自[英]约翰·T·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孟兴国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
②对于恶意超额保险的效力，立法例上有三种主张，即全部无效说、超过部分无效说及得解除合同说，其中尤以全部无效说为重。
③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④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2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_年版，第80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⑤须指出的是，根据《_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海上保险中的复保险则为狭义上的复保险。
⑥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96页；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5～56页。此外，祖国大陆的学者邹海林亦持相同见解。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⑦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版，第220页。
⑧关于保险合同并存的规定并未见诸《保险法》，其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对复保险的界定采广义复保险论。
⑨须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共同保险（Co-insurance）。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所谓共同保险，系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同时与数保险人订立一个保险合同。换言之，即一个保险合同，其保险人为多数之情形。此点可以《意大利民法典》第1911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53条及《澳门商法典》第1004条为佐证。故保险合同的并存与共同保险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自不应混淆。
⑩⒄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6页，第77页。
⑾但邹海林先生从立法体例出发，又认为我国复保险制度只适用财产保险。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⑿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0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_年版，第80页。
⒀鉴于此，有学者开始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分离出来，而称之为“中间性保险”或“第三种类之保险”。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2页；杨建华主编：《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14页。
⒁参见邹海林、常敏：《_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⒂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⒃参见董开军主编：《_保险法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⒅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6年总第56期，第149页。
⒆学界通说亦肯定恶意复保险无效的立论。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8页；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修订版，第169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8篇
《_保险法》所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引起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机动车保险是保险中最为重要的保险种类，机动车保险是综合性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是运输工具保险的一种，它承保业务、商用和民用的各种机动车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车辆本身以及相关利益损失和采取措施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依法应负有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汽车保险的分类
在机动车保险中，保险公司按照承保条件，将车险分为主险和附加险。机动车主险中的机动车损失险，是承保机动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也就是承保对于机动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承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对于因车辆使用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消费者(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机动车的附加险都是针对主险中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而附加的产品，消费者投保这些附加险种，可以使自己的汽车保险险种既全面又完善，在发生事故以后，可以让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三、汽车保险的理赔
理赔是指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时，保险人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履行过程，通常称之为保险理赔处理，简称为理赔。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会由于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而引起争议。汽车保险也是如此，当事故所引起的争议发生后，因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直接或间接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受损方向违约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赔偿要求，以弥补其所受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索赔。违约的一方，如果受理遭受损害方所提出的赔偿要求，进行金额或实物赔付，以及承担有关修理、加工等费用，或同意换货等就是理赔。当然，公司如有足够的理由解释清楚，不接受赔偿要求的就可以拒赔。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违约的一方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对方有权提出赔偿的要求直到解除合同，只有当履约中发生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一方根本无法履约或者无法如期履约时，才可根据合同规定或法律规定免除责任。
四、汽车理赔工作的基本原则
1、要有为保户服务的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当发生汽车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要急被保险人所急，及时安排事故车辆修复，使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及时处理赔案，支付赔款。在现场查勘，事故车辆定损、修理、赔案处理方面，都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既严格按条款办事，又结合实际灵活处理，使各方都比较满意。
2、讲究重合同、守信用，坚持依法办事原则
保险人是否履行合同，就看其是否严格履行经济补偿义务。这就要求保险人在处理赔案时，必须加强法制观念，严格按条款办事，该赔偿的一定要赔，要按照赔偿标准和规定赔足;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保险人应拒赔，拒赔部分要讲事实，重证据，要向被保险人讲明道理。
3、坚持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八字理赔”原则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9篇
20xx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xx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xx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代理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关于保险法的论文 第10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_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_颁布的《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在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_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_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